研究者对京派小说曾做出过各种命名，如汪曾祺称之为“散文化小说”25，吴晓东称之为“心象小说”26，王德威称之为“抒情小说”27，王义军则名之为“写意小说”，并认为这是建构现代本土小说学的自觉尝试。相比较而言，“写意小说”最能体现这派小说的中国意蕴。回首新文学历史，如果说闻一多较早提倡新诗文体建设以救治新诗过于自由随意的弊病，周作人在散文方面努力使明代小品文得以现代化转型，那么以废名为代表的小说家则将佛道哲学思想、古典诗画意境、古代散文语言以及传统小说手法进行了有机融合，致力于中国现代写意小说学的创立。以废名为代表的写意小说家“承续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改变‘五四'初期传入和确立的被正统化和经典化的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从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叙事文学的特征。这就是，不以塑造人物为中心，而把人物当作意象来经营；淡化小说的故事和情节，不以时间为小说的结构核心，强化小说意象、意蕴与意境的创造，以空间为小说的结构中心；并在小说的修辞手法上，多借用意象、隐喻与象征、空白、白描等常被诗歌所运用的方法。写意小说因之常常在作品中营造深具魅力的意境，以此和西方小说中的典型并驾，形成世界美学之林上的两座耀眼的高峰”28。写意小说区别于西方科学观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强调建立在“情感一表现”基础上的中国风格的写意审美观：它遵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原则，讲究情感的“中节”，在重视“文章之美”的同时讲究艺术境界的悠长深远；在将“情感客体化”的同时注重“宇宙的人情化”29；写意小说不再追求人物性格的成长，而是将其变成一种抽象的抒情符号和意象。这显然是不同于西方小说叙事学的中国叙事学。

    在西方小说中，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正如莱辛所说：“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顾。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30五四新小说正是在对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关注中出现了“洋八股”现象：“种种的‘欧化'语调，不是中国民众的口吻；种种崭新的思想，不是中国民众的脑筋所能了解的。只可说是变态的文入化；不能说是民众化。虽不能说全是‘洋八股'，但至少有一部分是‘洋八股'。”31与此不同，写意小说家们力图重归本土传统，其创作不是为了“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生活”32，或如恩格斯所说“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们不以塑造人物为小说重心，正如芦焚所说：“我并不着意写典型人物”33。在人物描写中注重的也不是人物个性和生存状态，他们往往将人物当作审美对象以表达心象与意象，并不惜使人物性格类型化扁平化。写意小说没有明晰的故事和情节，没有强烈的行动和冲突，更“近乎一种风景画集成”，“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中，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34；这类小说常以“常与变”、“生与死”、偶然与必然为主题表达作家内心的妙悟与感伤；作家在写作中只求神似与神会，只求美化生活：“这一类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他们不想对这个世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和卡夫卡的阴冷的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失去了原有的硬度。”35写意小说的诗情画意以其巨大的隐喻性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与阐释空间，也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天人合一、诗意安居的写意人生。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30年代中国主流和民间意识形态都力图以传统文化与道统的追述唤起国民优秀的德性：“十教授书”和陈立夫的“中国文化建设运动”均带有民族文化反思与精神重建的企图；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则力图走出一条以乡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与之相契，中国作家也以他们的力量推动民族品德的重建以适应全民抗战的要求。此时的民族品德重建工程不再是启蒙主义大旗下的批判国民性，而是着力唤醒那些正在消失的优美德性。朱光潜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36由此可以窥见寻根派作家的意图。如果说早期京派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创作群体有着浓厚的隐士风和经院式的贵族气，他们以创建民族化的中国新文学为使命，以重构典雅、闲适、静穆的传统美学思想为己任；那么沈从文1933年的加入则将京派带向了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努力扫除早期京派文学中的阴柔与“邪僻”37，走向乡野发掘刚性血气以重塑民族精神：“我们若承认儒墨道哲学思想，刚勇、朴实、超脱，与这个民族光辉不可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当前读书人中正如何缺少这种优美德性。”38这可以看作沈从文“自觉”后的思想基点。

    沈从文曾提出以小说代替经典的主张，认为最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用文学提供一种美的人生。“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如果作者在作品中注入崇高的理想、浓厚的感情并安排得恰到好处，那么即使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能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39。“沈从文很想借文字的力量，将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上使它兴奋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能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40。他在边地民风与少数民族人民体内发现了生命强力和生命元气。他“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41他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探索生命真谛、揭示民族生存出路；他努力使人们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希望以作品中人物的正直与热情重新燃起国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实现民族品德的拯救与民族灵魂的再造；他“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他要让人们“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寻找那失去了的“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给那些默默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以“一种勇气同信心”42。正是这种对人性理想的追求和更为现实而迫切的重造民族品格的愿望，给了30年代寻根派小说家的创作以内在热情。

    寻根派作家重建民族精神的理想到1935年以后更为明显。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等显示出与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迥然不同的风格。一方面，他们对民间生活原生态的自然主义描写和对民族精神的呼唤给人以深刻印象；另一方面，读者又难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立体的人物性格，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间探索着一种新的小说学。尤其萧红以其细腻的感觉、丰富的意象与天才式的创作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宝库；她没有像鲁迅那样带着启蒙心态去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也没有像废名和沈从文那样以道德理想主义情怀缅想世外桃源，而是从女性自身的生命感受出发，在“散漫的素描”中将未加雕饰的民间原生态呈现给读者；她那自然清新的语言与大地紧密相联，众多的譬喻充满原野气息，显示出民族语言的丰饶华赡，让人触摸到了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地民间”情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采取了决绝的反传统态度，对国民劣根性展开深刻批判。如果将这些批判汇集起来，足以导致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随着3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剧，国内学术界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的立场展开了反思并力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整合达到民族精神重建的目的。“体现民族精神的民族文化，乃是民族的慧命所在，也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据所在。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指的是同一实质。……中国的出路在于理解、体现和弘扬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延续和光大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命”43。余光中说：“‘现代病'是心理变态的‘排他狂'（Monomaniac）之一种征象。表现在艺术观上面，便是绝对的反传统……一个作家要是不了解传统，或者，更加危险，不了解传统而要反传统，那他必然会受到传统的惩罚。……我们能够登报和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却无法改变父亲给我们的血型，否则我们一定死亡。”44其实，我们无法改变的不仅是与“传统”这位“父亲”的相同血型，还有与“乡土母亲”无法割断的精神脐带。就此意义上说，30年代的“文化寻根派”代表了一种“反思的现代性”，它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重建民族品德、再造中国艺术精神、创立现代中国小说学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30年代的“寻根小说”不仅对疗治新文学的现代幼稚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使现代中国文学实现“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理想成为可能。正如研究者所说：“大鹏需要双翅才能翱翔，人要两条腿才能奔跑。吸收消化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继承革新古代文学传统，使之现代化。外来助力不可少，传统生机不可弃。这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潮流的双翅与双腿。”45无论是废名汲取传统资源再造中国艺术精神和写意小说学的努力，抑或沈从文以小说代经典再造民族品德的尝试，还是萧红从自身感觉经验出发以另类的小说学再现中国民间生活原生态，他们在灵魂上都深深烙上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印痕。他们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没有发出礼教吃人的呐喊或是经营个人的癖好”，“却在大变革的前夕召唤乡土中国的诗意想象”，渐渐变成“抒情文体家”、“乡土主义者”和“政治上的‘保守派”'，并在小说中形成了“写实主义抒情模式”：“藉书写小说而达到诗歌的抒情境界”46。

    注释：

    ①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②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③陈明：《保守：思潮与主义——90年代学术重读之四》，《新原道》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④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28—429页。

    ⑤梁漱溟1934年10月13日在全国乡建工作讨论会上的演讲，引自陈序经：《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第126号，1934年11月11日。⑥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1—22页。

    ⑦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

    ⑧安宇：《冲撞与融合：中国近代文化史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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