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群体意识的加强，个体意识的弱化

　　鲁迅把宋元话本的出现称作"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的大众化，大众化的文学艺术必定是产业化的，在供求关系上是"市场经济"。创作文体必须迎合接受主体，才能争取消费者、创造经济效益。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供求关系，它不同于艺术为宫庭、官署或贵族士大夫家的演出，对象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广大市民群众，性质纯粹是营业。既然作者、演出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济联系，为了体现商业原则，市民文学作品必须是通俗、有趣并具有娱乐功能的。如此，作者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消费的创作群体，必须弱化自我表现的个体意识；服从于听众需求的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当然要表达市民群众大多数人都感兴趣的群体情趣，诸如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风流艳遇的企望，对达官贵人的仰幕，对实用主义的崇拜……同时，表现在形式上，与知识分子文学唐宋传奇不同，话本语言不能是典雅的文言而必须是通俗生动的白话。当时的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使是都市里的商人所具有的书写和运算能力，掌握的人也不多。要使市民能听懂说话人的故事，话本必须是通俗的、"妇孺能解"的。话本、拟话本的结构形式吸收了唐变文的特点，由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四个部分组成，处处为了方便听众接受而精心设计。这种结构程式是凝固的、公共的，甚至是媚俗的，根本没有作者个人为表现自己的思想与情怀，为了内容的需要而创造的新的结构形式的空间。于是，作者个人意识不得不弱化到最低限度并听从于、服务于听众的群体意识。

　　(4)近距离观照加强，远距离寄托弱化

　　从社会意义上看，明清小说作者、读者的群体价值意识还表现在更加贴近生活。写实主义的兴起，缩短了小说与生活的距离，并带来了创作方法的根本性转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从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有历史崇拜的习惯。在原始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权力之争，伦理道德上是一种原始的崇高风范。奴隶社会初期，统治者比封建社会显得宽厚仁慈。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孔子以"信而好古"作为自己的原则。他把文、武、周时代称为"小康"，把更遥远的尧舜时代称为"大同"，表示要"祖述尧舜，宪章文化"。自孔子之后，崇拜历史便成为汉民族的一种社会心理。以古圣人为楷模塑造自己成了社会改制、重建社会的标准。凡文人雅士作文的永恒题材就是崇拜古人，侈谈古事。《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北宋说话的五个科目中"讲史"、"说汾"、"五代史"，三个科目都是讲历史故事的。《都城纪胜》中所记载的南宋说话中的"四家"其中有两家讲史。"说铁骑儿"、"说经"中也有许多话本的内容发端于历史。圣人、英雄的故事象磁铁一样引人们的情感共鸣。这便是中国人生存状态、觉醒程度和心理需求的定势。
　　西方现代小说家享利·詹姆斯认为："小说生存的唯一理由是力图再现生活。"百姓们憧憬能在圣君贤相的统治下出现一个世道公正、安居乐业的清平世界，反映了百姓对君主的依赖。但是封建社会皇帝昏昧、奸臣弄权、土豪横行、兵燹连绵，一而再，再而三打破了百姓们的迷梦。由真命天子君临天下的太平盛世，由贤相忠臣缔造维持的公正世界，从永恒的理想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镜花水月。在这种情况下，君权思想的强大牢笼，再也锁不住近代民主主义的曙光。从宋元话本开始，白话小说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某些端倪，其内容渐次全转换到百姓们的日常生活。白话小说的创作思维的定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作家觉醒的代表作品是《金瓶梅》。
　　《金瓶梅》是源自近距离生活的所得所感而创作的。它托言于宋代，其实写的都是十六世纪后期的社会生活。它毫不客气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中笼罩在人物、事件上的理想主义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对世俗人生毫发不爽的真实描写。自此，中国白话小说的主流便沿着写实主义的道路坎坷向前，一路西去。
　　《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并且在思想艺术上大大超过了它，这是人所共知的。《儒林外史》则把写实主义的方法发展到近代的现实主义。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写世态人情，而且摒弃了《金瓶梅》对低级的自然主义描写。它消毒了市民阶层的低级情趣，提纯了爱情，贯注全书的是对知识分子畸变灵魂和由这些知识分子所支撑的封建政治腐败因素的批判，充满了严肃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近代写实主义作品的成熟对封建社会全部上层建筑是深刻的反思和改造。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中国人文主义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2、评《宋元话本》中市民意识的两重性

　　当西方文学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笼罩下，反复咏唱着神权、帝王、骑士、贵妇时，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宋代已别开生面地兴起了用白话写成的以"市井细民"为主角的文学样式--话本小说。它的最初出现，至少比法国《列那狐故事诗》等城市文学早半个世纪；更先于但丁的《神曲》、薄伽丘《十日谈》两三百年；与日本的平民大众小说"御伽草子"相比，则几乎早了六百年。它的诞生，意味着在最古老的封建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民主思想萌芽。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凡中外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作品都鲜明地反映了当代自己那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激烈的新旧之争。作为一定社会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文学作品，相应地呈现出时代的复杂色彩，不自觉地成为明暗杂揉、瑕瑜互见的矛盾体，这是不奇怪的。但丁站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十日谈》为欧洲近代小说开端，《浮士德》总结了封建文学，"御伽草子"表明平民登上了贵族世袭的"物语"领地，托尔斯泰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都是因为它们的时代、世界观、作品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既使"他们的殿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但是，其自身反封建的光芒是遮掩不住的。他（它）们的著称于世，在于他们预示着未来的曙光。
　　十世纪末，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日益扩大繁荣起来。聚集在城市的市民阶层，一旦壮大，便顽强地要求表现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出身于市民阶层、站在市民立场上的小说作者，说话多取材于当时市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理想、愿望。即使说的是前代，或其它阶级、阶层的故事，也无不与当代市民的喜怒爱憎息息相关。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这样生动记述："说国贼从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石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从一侧面形象地表明了话本小说与市民阶层生活和思想意识的血肉联系。
　　但是，在政治上，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有增无减。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有一千多年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有与中国传统伦理合流的佛教"鸦片"外，更有根据宋代统治集团的需要来阐述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学的新的镣铐。凡此种种严密的思想统治，使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杂揉着两种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的矛盾倾向。一方面，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萌发思变的愿望；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剧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宗教迷信的劝世使他们渴望个性解放。而另一方面，与封建经济的密切联系又生成了他们的依赖性；政治法权的威压使他们妥协动摇；封建道德的貌似公允让他们常怀着负罪感；他们的痛苦只能在谶纬迷信中暂时缓解。
　　从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宋元话本篇目可以看出：小说话本的主题以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最多。在题材选择上我们不难发现：市民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选择了封建统治阶级忌讳最甚但鞭长莫及的领域最先突破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又一定程度地表露出市民阶层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狭隘性。话本小说的作者和话本中人物形象身上的双重意识和双重性格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借助神意的外衣，肯定人的感情的价值。

　　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与封迷信色彩之间的矛盾种种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宗教，实质上都宣扬"天道不变，死生有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要人们甘心忍受现实的苦难，做俯首贴耳的羔羊。而人有没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有没有争取到幸福的可能？宋元话本在小说的领域里首先提出了疑问。《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宋徽宗后宫的普通妃嫔韩夫人，因不堪忍受禁闭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会生出一段爱慕之情。结果，让坏人钻了空子。韩夫人所以上当受骗，只因为她极少有机会与男性接触，正常的情感得不到伸发。而皇帝后宫里却笼禁着三千这样的妇女。《志诚张主管》里给领军统帅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为"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说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出于爱惜青春和对买卖婚姻的不满，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对于韩夫人、小夫人的可悲遭遇，作者的态度基本上是同情、不平的。客观上控诉了封建制度扼杀人性的罪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有统治阶级公开合法的淫乱，作为封建婚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有板着面孔的孔孟之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张生彩鸾灯传》中的刘素香、张舜美无媒自合，在一个灯宵之夜相爱。舜美愧己在穷途，无纤毫奉报。素香却说："我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中金珠。"情愿与舜美私奔。他俩感情深沉、专一，与"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儒家伦理，"与"灭人欲而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完全背道而驰，也说明了爱情并不象佛教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去争取幸福的可贵情感。《玉通禅师私红莲记》不无讽刺地写道：临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禅师相传为古佛出世，修行已经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却被一个妓女一番哄骗就破了色戒。这是客观上向禁欲主义挑战的一篇作品，写出了佛门的清规戒律抵挡不住人的正常情感，多少表现了对宗教藩篱的冲击。
　　可惜，在宋元话本中，对封建禁锢的宣战，缺少一种理直气壮的气势。揭和尚的疮疤是为了宣扬"前世欠宿债，今生转来还"的因果报应，说明佛法无边。张舜美的散而复聚则更是神的一手安排。藉着神的帮助和指点，他们才得遂生平意愿。作为意识形态，宗教本来是自然和社会力量以虚幻颠倒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神是创造出来的，"神权"其实又是人的愿望和意志的体现。宋元话本的作者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没有胆量宣布"神"根本不存在。在冥冥中，他们要寻找一个证明自己正义的力量。于是就很自然地借着神灵的光圈，把自己的意愿说成神的旨意。人权和神权本来是矛盾的两极，而话本作者在宣扬神意不可违时，已经偷偷地把神意篡改成市民阶层的人意了。他们的两重性就在于：自觉地宣传人对神的迷信，结果却不自觉地让"神意"被"人情"牵着鼻子走了。

　　(2)用悲剧的结尾，来歌颂反抗礼教的战士。

　　表现出对统治者必然地反抗与中间阶层习惯的妥协之间的矛盾"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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