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章学诚在研究《朱批谕旨》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所叹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还有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后补的侍卫，如雍正曾派遣十个御前侍卫到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学习军事。这些侍卫赋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同时身负监视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务，应该随时随地向皇帝密报年羹尧的表现。不曾料他们被年羹尧恩威并重收买下来，给雍正的密折中充满了对年羹尧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非常恼火。当年羹尧获罪时，他在给侍卫的朱批中连斥"卑鄙"令他们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们在《论开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尽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对于他们的发难不以为然，继续把密折当作法宝相袭相沿。然而，这位新皇帝对于那种训练特务、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过于凶残了。为了替父亲重塑形象，掩盖其败政；更为了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从此他再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强化情报网、并重用那些专事密报的耳目。
二、 妇女论
6、网未破、鱼先死
——析《兰花梦奇传》人物的悲剧色彩
中国人和欧洲人关于悲剧的心理发生大相径庭，西方人注重感情的浓烈渲泻，敢于直面血与火的思考，而"哀而不伤"的中国人却善于把惨痛的场面演变为皆大欢喜的结局。《兰花梦奇传》就是一个装在大团圆套子里的中国悲剧。
《兰花梦奇传》成书于咸丰、光绪年间，作者吟梅山人有幸步随文学巨著《红楼梦》清晰的辙印、汲取英雄、神魔、公案、人情以及才子佳人、狭邪等各种小说流派的泉水，以倾吐蓄积在自己胸中的时代风云。在那个连慈禧太后也只能垂帘听政的对妇女歧视摧残的封建末世，铁板一般的坚冰下正蕴动着民主思想的潜流，有识之士纷纷口诛笔伐，向腐败社会的各种痈疽开战。有感于妇女千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平待遇，吟梅山人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功盖须眉却死于丈夫淫威的妇女--松宝珠的不幸遭遇。
与晚清那些讥评、谴责社会弊病，启蒙愚昧、呼唤新思想，揭露黑幕的作品相比，《兰花梦奇传》显得不太入流。作者当为饱学而失志的文人。他推崇科举，显然深受儒家仁义道德的陶冶，这是他的局限。对于松宝珠所受到的封建礼法的迫害，他既厉声谴责，又为之开脱；他赞赏宝珠的美貌，又怜惜她的薄命；首肯她的才智，又忧心她的出众；推崇她的功业，又断言必妨害儿女之情，他用轮回报应、寿数在天的迷信抹杀了宝珠的冤情；用热闹非凡的追荐掩盖了宝珠的哭声；把宝珠留下的空位让给丫环紫云，以填补宝珠去世带给夫家的损失。这样，他就在饱蘸着极盛极衰、至尊至卑、大喜大悲感情的笔锋上涂抹了一层复色，把这浓烈的感情纳入到中国文学"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轨道上去了。由此，与其说《兰花梦奇传》是欧洲戏剧概念中的"悲剧"，不如称其为"正剧"更恰当。
然而，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俯视历史的广角上，不会去苛求生活在封建长夜里的小说家，也不会幼稚地认为纸上的大快人心就是世间的美满无憾。《兰花梦奇传》对松宝珠的形象成功塑造足以拂去"团圆"之"迷信"之类的尘埃。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得出结论：《兰花梦奇传》是一部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悲剧。在思想性方面，它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艺术形式上，对妇女问题的表现翻出了旧制；描写亦颇生动，有催人泪下的感人力量。
(1)天下第一奇女子
用"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这句来概括《兰花梦奇传》的思想艺术特点再合适没有了。书中主人公松宝珠年幼才高，文赛崇嘏，武胜木兰，十五岁中进士，点探花，十六岁升左副都御史，数破奇案，十七岁挂帅出征，十八岁平定南疆，建立赫赫功名，并且品貌端正，隐忍大度，是一个"亘古今无可匹者"的完美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在她身上，作者寄予了自己的审美理想。
"山川灵秀唯女子独钟"。《兰花梦奇传》开篇第一回就借贾宝玉的话："男人是泥作成的，女子是水作成的。"透露出为女子树碑立传的宗旨。这个女子不以节妇烈妇称世，而是与男子驾并驱的巾帼英雄。和《红楼梦》一样，《兰花梦奇传》写的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生活。在松、许、李三家中，宝珠的父亲松仲康是个内阁学士，松家七代簪缨，家财千万；公公许月庵和舅舅李荣书亦是朝臣显宦。这些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家显贵们是大清朝天下的顶梁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代表家族希望的男子汉们又具有怎样才品呢？宝珠的父亲为自己一时的虚荣，便葬送了女儿的青春；丈夫许文卿自视才高，却心胸狭隘、性情暴唳；弟弟松筠未及成年就学会了"花街柳巷"；公公许月庵则是个糊涂已极的书呆子……最使人厌恶的是宰相的儿子刘浩，这个地道的流氓无赖专会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怪乎烟波散人在《兰花梦奇传》序中叹曰："窃怪叔季之世，须眉所为，不啻巾帼，傥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阴阳颠倒，有如是耶！"吟梅山人把"英雄"的桂冠带在一个女孩子头上，不但赋予她历史优秀妇女的崇高品德，而且还把多数只有男子才具备的才智、胆略和功业集中在她身上，足以使那些自视非凡，实则平庸拙劣、品格卑微的男人们瞠目结舌，自惭形秽。
"情即是幻，幻即是情"。作品借塑造完美的妇女形象以及美好形象的厄运来揭露封建末世的不可与之谋，表达了作者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传奇者贵幻"。在创作方法上，吟梅山人又是浪漫主义的。他直接承继中国小说虚实相间，真幻互出的传统，模仿"红楼梦"写了一个人间的"梦"，寓言于其间。宝珠有一异人之处，每到夏日，身上便溢出奇香，后经道士松鹤山人点破，才知她原是兰花仙子，花仙临凡，要在人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作者在"梦"境里描绘的是自己理想的春天。"春天"系于一个"情"字，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声明的，这部书"大旨谈情"的"情"。这个"情"比情感，爱情有更深广的涵意，应该是指作者所赞同的个性解放和社会平等。但"梦"毕竟是空的，在梦里作者把"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归结为"弱草轻尘真是幻……始信浮生一梦中"。表达了作者心头深深的失落感。
"极骇人之事""极近人之笔"。文能治国，武能略疆的松宝珠，在显赫的外表下有一颗柔弱的心。作者没有一味写她的风云气，而自始至尽都在铺垫她的儿女性。她的春困不亚于杜丽娘；她的不自主超过了崔莺莺；她的忧愁和眼泪可与林黛玉比肩；她在婆家的非人生活远甚于刘兰芝。这使她的形象十分真实可信。尤其是前五十回写宝珠的闺阁生活，通过裹脚、伤春、染病、思家、赐婚等情节表达了妇女深切的痛苦。从男扮女装的第一天起，她就常在月下灯前暗自落泪。她忧心自己莫测的前程，为此背着父母偷偷裹了脚。小脚不堪远行，这又给她与男性同事共行带来了难言的苦楚。在平定南疆的征战中，她积寒积暑，"淘空了心血"，患上了妇女病。第三十四回中她叹息道："人看我虽然安富尊荣，不知我的命最苦恼不过，自从十四岁去了父亲，把我矫揉造作，弄得我欲罢不能，几年内不知受了多少风波"。别人家十七岁的少女也许还没有出过闺门，而她已经统帅万军，远戍边陲。每当想家，不禁耍起女儿娇嗔的性子来："什么国家大事，也不能捆在我这个小女孩子身上，我要不管，就不管了，谁敢奈何我。"父亲逼她洗去铅华，家绍书香；母亲亦不赞同她易取冠而钗；姐姐用严格的家法来禁锢她的情感；许文卿发现她是女扮男装，即用挟持的手段逼她许婚；皇帝则把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推上了国家安危的风口浪尖。其中的尴尬非男子，也非女子所能兼而体味。终于，超负荷的苦恼和不幸汇成一股激流冲垮了她生命的大堤。这是作者写得十他成功之处。非对妇女有深切同情和了解者不能为之。
(2)在更高层次上的落笔
《兰花梦奇传》带有明显的"反夫权"、"争女权"的倾向。比起以往写妇女问题的小说，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封建社会的妇女所受压迫太深，不得不为作人的起码权利--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前后仆继地奋斗。在文学史上因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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