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江苏省是明清小说研究的繁盛之地。这里有众多的学者和名家，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这样难得的人文环境下，我虽先天不足，却也得天独厚，能够接触到许多学术前辈，结识许多学术朋友，学到许多小说知识，并在闲暇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不成熟的见解记录下来，连缀成篇。
翻检以前所写的论文难免浅显、零碎、粗疏，但却有一个特点：即总体上侧重于客体论的研究。客体论是小说研究中的弱项，是跨学科的。为求教前辈和同仁，我不揣孤漏，大胆将这些尝试之篇汇文成集，出版这本小书。
客体论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消费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个过程浸润着社会思潮，反映着社会面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社会问题。其间有社会学的视角、文化学的视角、价值学的视角。它还与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信息学有着不解之缘。
什么是文学创作的客体？客体就是社会生活。然而，这个社会生活很特殊，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自然观上的物质世界。文学作为意识活动，既可以把物质世界作为创造客体，也可以把客观存在着的特定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文化氛围、历史情境和作家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作为创作客体。我能够找到这样的研究方向，其实并不是偶然的。我长期以来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深知资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我有幸师从赵国璋、李灵年等先生做一些工作。1985年我的第一篇习作《评宋元话本市民意识的两重性》，就是在李灵年先生的指导下，得以鄙陋之资厕身于"优秀毕业论文"，被《明清小说研究》刊出的。自此，我便进一步深入到这一领域，在前辈学者的鼓励下间断地做一些微观研究。此后，我又师从南京大学宋林飞先生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师从马景仑、韩陈其先生学习语言学。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不知不觉中把所学到的一点皮毛融入研究明清小说的思路中去了。
照此看来，这本书该叫"明清小说客体论"的，但窃以为自己还没有进入研究的高境界，充其量只在外围，感到还是定名为"外围论"更妥贴。一来标明本书的理论框架趋向于客体研究；二来也表达对自己学术水平的自惭之心。值此，我要感谢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吴圣昔先生、王同书先生等，没有他们，我不会如此认真地来做这件事。研究是一种享受。我时常为能抽暇读书而感到幸福。我为古代小说家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表现而惊叹，常常禁不住拿起笔来，把一些画面草绘下来。本书中所选配的几幅画正是即时的涂鸦。我深知为文尚在"外围"，为画更是戏笔。总之，不当甚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位前辈和同行批评指正。
一、 社会论
1、群体与价值意识的整合
——论明清小说的时代性
明清时代，是白话小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岁月。此时的白话小说不仅数量浩繁，而且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数千年中国文学殿堂中占据有很重要的位置。
通俗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的主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诞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又不像"诗言志、歌咏言"那样受圣人青睐。它无"经"可"崇"，也无"圣"可"征"，注定了属于世俗民间。它的崛起经过一个文学的启蒙、继而诞生启蒙文学的艰苦历程。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产生了新的城市阶级。阶级使社会群体重新划分，群体的价值意识也必然出现不可逆转的整合。法国著名史学家、批评家丹纳把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称作"精神气候"，他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文化是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生存的表现，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明清小说建立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上，又是由怎样的读者、作者群体介入进而完成形而上的文学活动的呢？
假设文学活动是一个整体，那么，它是螺旋式循环的。它由四个环节：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所构成。人类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作品反映的对象，也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生存的环境；读者这个群体不仅是阅读作者的人，而且是与作者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双方通过作品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作品是显示世界的"镜子"，是作者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又是读者能动接受的对象。本文所论及的侧重点在于小说的客体，即作者、读者群体价值意识的整合。价值观是社会文化中的最高层次，它表现出某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经过长期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和心理定势。然而，任何价值观并非亘古不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最终会动摇价值观的根基。说到底文化的变迁是价值观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是生产者自身的革命。白话小说在明清时代的流行代表着一种时尚与群体行为，时尚即一个时期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式和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在中国谁不知道《水浒》、《三国》《西游记》？去瓦舍听《今古奇观》、《说岳全传》；去书肆秘访《石头记》抄本，几乎成了不同人休闲、评世的重要方式！明清文化的变迁，在长长的过渡期群体意识是如何消长的，可概括出若干内容，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加以叙述。
(1)小传统加强，大传统弱化
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我们称雅和俗，即俗文化和雅文化，有文野之分。一个社会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有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分野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化；在基本群众当中和在统治阶层中流行的文化。两种文化风格各异，内容形式不同，也不完全同步，但两种文化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它们之间有一种交流关系，大传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浸透到民间文化，小传统文化又通过各种渠道升华为上层文化。小说一词在汉语中出现最早见于《庄子》杂篇中的《外物篇》，庄子所说的"小说"，是指与"大达"对举的小道理。东汉时桓谭《新论》中也谈到"小说"，但已不是指那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理"，而名之各种篇制短小、无法归类的杂书。一直到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小说的定义才与近现代的小说有了某种联系。《余嘉锡论学杂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写道："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即天子为察民之好恶，便使士采传言于市而谤誉于路，士所传民语便谓之小说。"可见，无论是"小道理"、"杂书"，还是"稗官"，小说都处于末流而为雅所不赏。它们不能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相提并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是风骚。"三百篇"被抬上了"经"的宝座，并极力将其俗部分雅化，整理删定笺注训诂。骚辞则更是经雅人主体化的产物。从四言为主的杂言，到汉魏五言，诗的形式越来越严整，再经过南唐和初唐文人的反复雕琢，以近体律绝为标志，盛唐时已登上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其后的宋词和元曲，其演进的模式也是强辟蹊径，反复雕琢的。因而，这种阳春白雪只为文人学士和上层社会所生产和欣赏。它们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其态势的不断强化与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相辅相成。
然而，下层民众也在我行我素地创造着里巷歌谣，南腔北调"下里巴人"。我国最初的白话小说出现在宋代。讲史和话本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是底层文化的大众。俗文学创作者大多是瓦市、瓦舍或瓦肆的说话人，欣赏者则是市镇里的那些小商贩、官匠、雇匠、店员、船工、苦力以及市井医生、民间艺人、商女、流氓、贫民等。瓦市的演出是市民群体所喜闻乐见的，因此聚集了大量的听众和观众。如此竟造就和养活了一支庞大的民间艺人和通俗文艺作者的队伍；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大众化的市民群体的娱乐方式。他们除了维持温饱外，在闲暇时只要花费几文钱就可得到艺术享受，消除生活苦闷，弥补精神空虚，还可间接获得宝贵的生活经验。话本虽然不雅，却成为大多数受众的精神食粮。以至于连落魄的文人也来问津了，一些"书会先生"长期生活在下层市民当中，受到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浸染，成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早期的通俗小说，比如元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文笔粗疏简单，词不达意，粗具梗概，后来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以自己的"雅"侵染俗文学，使小说文采斐然，面目一新。逐渐雅起来的俗文学蓬勃兴旺，任何鄙夷、压抑和焚毁都被都置之度外，无济于事。更让人注目的是征引"演义"的典故入诗入文的事越来越多。风气所及，文人们自己唱起"下里巴人"来。比如《儒林外史》越出俗文化的范畴，如同"世说"一般，成为雅文化的补充和组成部分。
俗形式雅文学的文学格局从社会性来看已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宋代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社会群体在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方面的变化无疑是深刻的。
(2)真性意识加强，理念意识弱化
宋明之际，随着儒文化理念的僵化，理教对人的禁锢越来越多。可是，下层意识仍然在不断觉醒，促使俗文学冲破层层禁锢，茁壮发展起来。被朝廷和地方称作"坏人心术"的淫词小说和戏曲传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浸入上流社会沙龙的。在中国，"文以载道"的思想源远流长，千年传统的礼教、伦理在人民的心上形成了坚固、厚重的沉淀，因此，自然本能、合理的欲念与儒家的纲常礼教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宋元话本的作者首先觉醒了。他们熟悉市民生活，饱谙人情事故，他们的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以故事来阐发下层社会的人生哲理。他们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毫不隐讳，其一，羡慕荣华富贵；其二张扬人性解放。二者一是倾向于物欲；一是倾向于情欲。这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背道而驰。比如通过对个人的肯定，塑造了卓然独立的平民形象。《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写郑州开笛艺人阎招亮慧眼识人，发现穷困潦倒的军兵史弘肇有"四镇令公"之仪，便把妹妹嫁给他，又发现无业游民郭威有"尧眉舜目，禹背汤肩"，"红光罩顶，紫雾遮身"，非常仰慕，毫不轻慢。后来两人果然发迹。"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富大贵的奇迹也会降临在普通百姓身上。平民百姓们异想天开了，他们的扭扭捏捏少了。观念上发生了革命。
在宋元话本中流露最多的是肯定血肉之躯。拟话本有许多作品不光写爱情，而且写情欲，写以生理为基础的性爱。比如《张生彩鸾灯传》、《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写越州人张舜美上元观灯，与少女刘素香私自相爱，遂私奔同居，表现出市民对私通、艳遇的兴趣。整个社会对人性人欲似乎更宽容、开放。其实，桑间濮上的两性关系文人学士也未必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囿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思想，不敢作淋漓尽致的描写。对于女子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更不敢表现出支持甚或歌颂。
这一创作倾向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市民阶层朦胧的民主要求，并开创了人情小说的传统。使中国文坛得以产生《金瓶梅》、《红楼梦》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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