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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中的小文

时间:2009-8-8 16:41:58  来源:不详
的评论。终清之世,也没有人对于此类的历史人物,一个一个公正客观地评骘过。蒲松龄试评了一个厍大有,他期待着人们对此一问题的深思。《三朝元老》中的某中堂,没有指为何人,三朝者,一为“故明相”,二为“曾降流寇”,三则阙如,耐人寻味。此中堂固未指定为何人,却紧跟着一个附则,开篇即称“洪经略”,此又耐人寻味。两个耐人寻味,就不难寻出所讽的对象。这样的小文不是看过就可以丢开的,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思有所得。
    《杨大洪》写的是道士以奇术治病,而让人感叹的却不在治病,而在得病。杨大洪史有其人,微时为楚名儒。为名儒而榜上无名,是历史上反复演过的悲剧,本不足为奇。而当之者却往往受不了。因此,杨大洪在闻报无名时,正吃着的一口饭便不觉咽入膈中,成为“噎阻甚苦”的“病块”。这不能不说是此类人物的千古之悲。蒲松龄所感特深,乃写了此篇。杨大洪后来中了进士,他的病块也好了。蒲松龄连举人也没有考中,他的“病块”(在心里)就终生也好不了。这是感慨之作,寄托的是作者的悲思。一切考试、评奖、晋升皆如此,名儒而遭噎阻者,古今未绝。这也许就是主题的永恒性吧,它唤起的思考不限于一代人。《缢鬼》情节极简单,范生在旅店中看见一个梳装打扮然后上吊的妇人,呼告主人,才知是过去在此自缢的一个儿媳。于是作者感叹:“异哉!既死犹作其状,此何说也?”作者定然经过深入的思考,才终于悟出了原因:“冤之极而至于自尽,苦矣!然前为人而不知,后为鬼而不觉,所最难堪者,束装结带时耳。故死后顿忘其他,而独于此际此境,犹历历一作,是其所极不忘者也。”这段分析,从心理学上讲是很合逻辑的。作者不是鬼,却能体味鬼情如此入微,是真正的文学家。一切都能设身处地,才一切都能摹绘如生。洞察了现实世界,又“洞察”了幽冥世间,才能既发人的感思,又发鬼的感思,从而又感动了人,让人想到鬼的所最难堪者,也是人的所最难堪者。心同此理,正是作者把鬼写活和以鬼写人的成功的秘诀。
    小文中有的是写人心的。人心是个深不可测的话题。在平时是一种人心,在利害生死面前又是一种人心。人人有心,却人人都不能把握别人之心。人心有善恶,有对错,于是就产生了评骘人心的小说。《孙必振》写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忽见金甲神持金字牌,上书“孙必振”三字。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遂推其于小舟之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这里表现了一次人心的强烈反应。当望见“孙必振”三字时,人人都想与孙必振划清界线,不容分说,就把他推置小舟,置他的生死于不顾。然而孙必振恰恰是要被金甲神保护的。若同舟者预知此情,大概没有一个不要与孙必振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人心的变化,其可怖并不下于大风雷。但明伦评曰:“金字牌下示人,是明使诸人推置小舟也。然即此推置之心,舟中人皆当全覆矣。”推孙于小舟,其心就是杀人活我,既有杀人之心,处死于江中不为冤矣。当然,人心并不都是坏的。泰坦尼克号遇难时,船长命妇女儿童先登救生艇,全船工作人员坚守至船沉,那又是一种人心。最有意思的思考是,假若与孙必振同船的人,都有泰坦尼克号船长的那颗心,谁也不叫孙离开这条船,大家把他围在中心,特意保护这个可怜的人,那么这条船的命运将如何?《泥鬼》写了一个为《聊斋志异》作序的唐梦赉太史幼年时的故事。他与表亲某到寺中游玩,看见泥鬼的琉璃眼而爱之,便抠下来带回家中。表亲某忽得暴病,厉声曰:“何故掘我睛!”噪叫不休。后经祝祷、还睛乃罢。“异史氏曰”中说:“太史抉睛,而何以迁怒于同游?”回答乃是“玉堂之贵”等等。这又是一种人心。世上事此类者不是很多吗?这又是很值得人深思的。

      五

    论清代文言小说,很难不触及的一个问题,即:劝惩。《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开篇,作者即自云:“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书前的两篇序,也都极力为作者标榜。盛时彦序云:“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接着又诅咒“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郑开禧序云:“而大旨悉归劝惩,殆所谓是非不谬于圣人者与。”接着称“公自云……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冀不见摈于君子”。两序传达的都是纪昀的声音,所谓“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所谓“如《会真记》”,其意皆在《聊斋》。纪昀是读过《聊斋》之后才致力讨伐的,他深知《聊斋》写的是什么,由此倒可以证明,《聊斋》不是写劝惩的,它不像《阅微草堂笔记》那样“大旨悉归劝惩”。
    那么应该怎样评价劝惩呢?鲁迅说:“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虽不是针对《阅微草堂笔记》说的,但是非甚明,“大旨悉归劝惩”者,至少不能算好的小说。然而这也不是说小说中就不能有劝惩。只要不是“专主劝惩”而又有艺术特色者,还是可取的。《聊斋》中的若干篇,是对有恶行、丑行、邪行者所进行的冷峻的讨伐,或多或少都带有劝惩之意,然而手法多样,特色独具,所以仍然是艺术品。
    劝惩色彩最重的是《李司鉴》,李司鉴实有其人,广平府永年(今河北省永年县)人,清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聊斋志异》手稿本此篇文末有“邸抄”二字,表明是据当时的邸报写的。叙李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已向广平府报案,李忽奔入城隍庙,登戏台上,自数其罪,自割其耳,剁其指,最后自阉。“时总督朱云门题参革褫究拟,已奉俞旨,而司鉴已伏冥诛矣”。又据光绪间《永年县志》所记,李于自残后月余而毙。此篇不能说有什么特色,若出于虚构,则属于平直无文的一类;但出于纪实,就合于“志异”的要求。这样一件事,在当时是盛传的新闻,也是异闻,所以可入“志异”之书。
    《霍生》也属于冷峻的讨伐,与《李司鉴》不同的是同时又是精致的艺术。此篇一前一后两个情节的奇妙映照,表现了作者幽默的构思。前一个情节是:“霍有邻妪,曾为严生妻导产,偶与霍妇语,言其私处有两赘疣。妇以告霍。霍与同党者谋,窥严将至,故窃语云:‘其妻与我最昵。’众故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阴侧有双疣。’严止窗外,听之既悉。不入径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服,搒益残。妻不堪虐,自经死。霍始大悔。”后一个情节是:“霍亦梦女子指数诟骂,以掌批其吻。惊而寐,觉唇际隐痛,扪之高起,三月而成双疣,遂为痼疾。不敢大言笑,启吻太骤,则痛不可忍。”“私病加于唇吻”,虽近刻薄,但霍生受之不冤。在艺术上,属于一种“解气美”,不可偏废。附则叙王生因口孽得吼疾事,作为讨伐的又一例,是有价值的;作为艺术,则未出《霍生》之构思。
    《狐惩淫》,题目中已点明立意,惩的就是纵淫,无非是假狐之手。某生好蓄媚药纵淫,一日外出,其妻误食拌了媚药的粥,去敲某生朋友的门而遭叱骂,几乎自杀身死。此篇写某生妻食了媚药之后的生理反应和心理活动极生动,可谓入骨三分。“妇食之,觉有脑麝气。问婢,婢答不知。食讫,觉欲焰上炽,不可暂忍;强自按抑,燥渴愈急。筹思家中无可奔者,独有客在,遂往叩斋。客问其谁,实告之。问何作,不答。”当被唾骂,归来,“因自念:我何为若此?忽忆碗中香,得毋媚药耶?捡包中药,果狼藉满案,盎盏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饮之。顷刻心下清醒,愧耻无以自容。辗转既久,更漏已残,愈恐天晓无以见人,乃解带自经。”作者能描写得这样生动入微,除了生活积累与艺术想象的优势外,重要的一条是选词的准确。如“欲焰上炽”的“炽”字,“不可暂忍”的“暂”字。“强自按抑”的“强”字,“燥渴愈急”的“燥渴”及“愈”字,都是表现力极强的关键字,犹如诗中的“诗眼”,换一个字就会黯然失色。正如法国小说家弗洛贝尔所说:“我在我的句子里头发现一个恶劣的同声字或者重复的时候,我就确信自己陷到错误里了;靠着搜寻,我找到正确的表现、唯一的表现,同时也是谐和的表现。人有观念,决不会没有字的。”(注:弗洛贝尔:《弗洛贝尔致乔治·桑》,《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16页。)杰出的小说家,就是要寻到每一个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的字,这些字淹没在字海里,就看你有没有决心并且有没有能力寻到它。最生动的描写就是靠这些字表现出来的。
    对生活中小有过失者的讨伐,往往是相当有趣的。《杨千总》中的杨千总,对遗便路侧的人微示薄惩。“乃遥呼曰:‘遗屙者!奉赠一股会稽藤簪绾髻子。’即飞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骂鸭》中的居民某,盗邻鸭烹之,竟生鸭毛,求邻翁骂方已。前者凭借的是射箭的绝技,后者凭借的是神话,一为现实手法,一为超现实手法,殊途同时,并为风趣的生活小故事。
    对大的过失,乃至罪过,其惩亦严,但仍不忘风趣。《金陵乙》中的某乙,置毒于酒,令人速醉,以求暴利,已经罪在不赦。而又忽生妄想,欲借狐之隐身衣图谋邻妇。须知此衣一着,身即等同于狐,固能享其利,亦能被其害。当其着衣而至邻家门前时,墙上所画符已向之示警,他犹不知惧;次日杂作法现场,竟为法所击中,踣地化为狐。用一件隐身之衣,揭示了假某种势力以行不义时的利害两面后果,把一个抽象的道理化为显明的形象,是《聊斋》小文中高妙的艺术手法之一。作者对中进士做高官的大人老爷们的过失或恶行,是闻见得很多的,除了正面的讨伐外,有时也从侧面略施鞭挞,而手法又是形象和谐趣。《某公》写陕右某公,辛丑进士,能记前身。在冥间已因前世所行罚作羊,忽又发现曾有一善得免。然羊皮已粘体甚牢,两鬼力脱之,皮片片断裂,痛苦万状,尚不能净尽,“近肩处犹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丛生,剪去复出”。对于一位大人老爷来说,此是何等形象!在蒲松龄眼中,身为王公大人而背上无剪不尽的羊毛者,几希矣!

      六

    上论《某公》已有嘲讽之意,而专工嘲讽的,在《聊斋》小文中还另有佳篇。它们与《某公》之类不同处,是都接近古代的笑话。我国是拥有丰富笑话遗产的国家,在先秦的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中,即开始有笑话,如《战国策·魏策》中的“南辕北辙”,《孟子·公孙丑上》中的“揠苗助长”,都是有名的笑话。魏晋以来的笑话专著为数极繁,王利器等选编的《中国笑话大观》收入的笑话集就有八十二种之多,未收的还举有三十余种。笑话不但入于《太平广记》、《古小说钩沉》,被视为小说之一种;而且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邯郸淳的《笑林》,侯白的《启颜录》,都引数例,予以论列,又可见其在小说史中的地位。鲁迅说:“《笑林》今佚,遗文存二十余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聊斋》小文中,举非违,显纰缪之作,继承了古代笑话的优良传统,既广征里巷,来自生活,又文求精简,义追春秋,再加上从骨子里透出的幽默,就成了新创笑话中的精品。兹节录数则为例;
    苏州大雪,百姓皇骇,共祷诸大王之庙。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称老爷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为小,消不得一大字耶?”众悚然,齐呼“大老爷”,雪立止。(篇后有附记曰:“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归德府大雪尺余,禾皆冻死,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术也。悲夫!”)
    ——《夏雪》
    学使退与诸教官燕坐。教官各扪籍靴中,呈进关说。已而学使笑问(某教官):“贵学何独无所呈进?”某茫然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示之势。某为亲戚寄卖房中伪器,辄藏靴中,随在求售。因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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