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已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今天的老中青几代作家，都亲历了这一段历史。但真正深刻、艺术地表现了改革大潮的作家，又有多少呢？这值得我们总结和研究。焦祖尧就是一位执著表现改革历史且成果丰硕的作家。他从195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文革”之前就出版了数本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集，文学生涯至今已有50余年。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则是在1978年至现在的30年间。他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及文学评论，而其中几部代表性的中、长篇小说，无一不是直接描写改革题材的。从1978年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到1992年的《故垒西边》，再到2007年的《飞狐》等，从中可以窥见30年改革的风云际会和历史走向，也可以看到作家对改革的深沉思考和真知灼见。焦祖尧是一个坚定不移同时又富有创新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继承了老一代作家那种“忧国忧民”、直面社会人生的文学传统，一有机会就深入到社会底层和普通百姓中，在最真实、鲜活的生活激流中，去感悟、把握改革开放的深层规律和动向。这样从现实生活中得出的结论和认识，不仅更加吻合生活自身的逻辑，同时也能克服作家主体的思想局限，显示出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力量和魅力。他特别注重对各种各样的人物以及社会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丰满而坚实有的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人物画廊。他信奉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表现形式和手法，但又绝不因循守旧，而是努力借鉴和汲纳各种现代表现方法和手段，构成了清新、流动、刚健的艺术风貌和个性。

　　焦祖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故事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反右倾时代，但作品实际上写的是反“左”。表现敢想敢干和实事求是要结合起来，强调做工作要尊重科学和规律，违反科学必然要受到惩罚。总工程师等一批科技人员身上体现的正是一种严谨、务实、严格的工作精神和作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大讲阶级斗争、反对右倾路线的时期，当时的作家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用这样的观念观照和表现生活，作者自然也难以超越这样的时代局限。但作者置身在实际生活中，依循自己的所见所感去写作，写出了距离政治要求甚远而距离生活现实很近的作品。作品由于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主人公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普通工人，所以在当时没有得到出版，却成为新时期文学初期一部很有影响的现实主义力作，成为表现当代生活中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跋涉者》，标志着焦祖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和超越，是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之一。作品以飞狐岭矿1978年前后改革整顿为前景，以该矿1958年的“大跃进”为背景，以新任矿长、书记杨昭远捅伪“劳模”“马蜂窝”为主要情节，以女工程师丁雪君和杨昭远的爱情为陪衬情节，全面而深入地展示了国营煤矿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揭示了企业改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其中有两点思考是弥足珍贵的。一是煤矿工人的“主人公”地位问题，在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煤矿工人已逐渐丧失了主人公地位，而沦为“出煤的工具”，成为一个贫困而无奈的弱势群体。改革就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二是只要产量的“大跃进”式的“左”倾思潮与政治体制的内在关系问题。为什么从上到下的领导，都热衷于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产量，就是因为它与各级领导的政绩和升迁密切相关。领导的命运掌握在更高一级领导的手中，只要经济效率上去了，就有得到提拔的可能。至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可以置之不顾的。新任矿长杨昭远，就是要大胆改革，解决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可贵的突破。经过十年动乱后的70年代末期，改革虽已启动，但还没有全面展开，人们的思想还较混乱，而新一轮的“洋跃进”思潮又在萌发。在这样的背景下，焦祖尧的《跋涉者》展示了改革的艰难复杂，提出了一些敏锐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发表在1992年的中篇小说《故垒西边》，作者把笔触从工矿转向农村。作品写晋北农村的知识青年靳宝山，从“文革”到新时期的人生命运，特别是在发展科学养猪道路上的种种艰难曲折，展示了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和道德同现代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尖锐冲突。发表于1993年的中篇小说《归去》则把艺术视野投向了广阔的城乡结合地带，在晋北某中外合资的露天煤矿的独特环境中，演绎了一个青年农民“出而复归”的人生故事，艺术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两种文明和文化的夹缝中的困惑、彷徨和痛苦。200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作家的长篇小说《飞狐》，继续了他在《跋涉者》中的社会人生思考。作品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叫飞狐岭矿的国营中型煤矿，如何由每况愈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艰难的探索和改革，转变为“股份合作”体制，使企业实现了转型，走出了困境。千千万万的普通工人，永远是工矿的主人，历史的主角，只有他们才能推动历史的变革，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没有对底层社会和民众的深入了解和把握，是揭示不出这样的宏大主题的。纵观焦祖尧的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始终关注和思考的是改革进程中一些突出的、深层的社会问题。同时又因这些问题来自他对生活的直接观察和领悟，因此就显得格外深刻有力、发人深省。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焦祖尧这一代作家孜孜追求的。由于作家熟悉工矿、农村的各种各样人物，因此塑造了众多鲜活、丰满、扎实的人物形象，有的达到了典型的高度。概括起来，作家主要塑造了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

　　一是知识分子形象。焦祖尧曾在工厂当过几年技术人员，在煤矿研究过采掘、安全等问题，接触过众多从事科技的知识分子，使他对这类人物“情有独钟”，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且写得相当成功。《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中的叶赋章，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千辛万苦出国留学，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他在科技工作中积极探索、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和高洁人格。他热爱新生活，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但也有旧的思想重负，显得谨慎而懦弱，是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形象。《跋涉者》里的杨昭远，是80年代文学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改革者形象。他有50年代走向社会的知识分子那种单纯、天真、性急的性格，更有这一代人执著、自律、献身的精神。他忘我工作、搁置爱情，心系矿工、勤政为民，多方改革、冲破罗网，终于使飞狐岭矿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故垒西边》中的靳宝山，则是在农村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力图开辟一条科学养猪道路的探索者形象。《飞狐》里的余大中，与杨昭远有异曲同工之处，是一个工人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工人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是改革历史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他虽是一个很懂专业技术的副矿长，但他的根却深扎在矿工之中。他冲破重重阻力，打碎了旧的行政、经济体制，创建了由工人当家作主的“股份合作”体制，在90年代后期为企业的改革蹚出一条新生之路。作者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质朴、坚韧、崇正，有一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

　　二是普通工人、农民形象。《飞狐》中塑造了一组普通矿工的系列形象。老师傅陈洪海是一个有传统色彩的老劳模，但他身上有一种“愚忠”性格。徒弟庞根生是采煤队长，他不仅带领矿工积极挖煤，同时热心关注、参与煤矿改革，富有“担当”精神。徒孙刘天生则由于煤矿的不景气，逐渐滋生了“叛逆”性格，当企业改制后他终于找回了“矿山主人公”的感觉。三代矿工、三种性格、三种境界，令人感动。《归去》里的吴福，是青年农民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他与现代露天煤矿的生产机制和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对自由自在、融融乐乐的农家生活的梦牵魂绕，“返乡”之后突然对农村诸多现象的不满困惑，深刻地表现了两种文明、文化的冲突中农民精神世界里的内在裂变和微妙演化。

　　三是工矿、农村的各级干部形象。这类形象中自然有优秀的、杰出的，但亦有平庸的、变质的。譬如《跋涉者》里那位善于玩弄权术的伪君子邵一锋，《飞狐》中那位精明圆滑、最终算计了自己的陆震云，在旧的体制中渐渐变得庸庸碌碌甚至滑向腐败的邢耀等，都刻画得逼真、丰富而深刻。此外，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如叶琪、丁雪君、邢凤仪等，作为知识女性，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格，作为具有传统品格的女性，她们坚贞、温情、贤淑，都写得生动、鲜活、优美。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在叙事视角上一般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在叙事结构上较多选择情节贯穿方式，这似乎已成为一种通用模式。焦祖尧在创作实践中，为了更有效地展示环境、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潜心探索，积极借鉴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表现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路子和风格。首先是叙事视角的精心选择。其次是叙事结构的独辟蹊径。焦祖尧的小说时空开阔、情节繁复、人物众多，但却显得集中而简练，原因就在他创造了一种以人物心理为主线的叙事结构法。作为长篇小说，采用这样的视角和结构，有一定的难度，但作家处理得纵横捭阖又和谐井然。作家的一般叙述，大抵采用知识分子的书面语言，清新、细腻、灵动、雅致，时有抒情、哲理式警句。而人物的心理、语言，则本色、简练、深切、传神，富有人物个性和生活韵味，洋溢着“塞北的刚健之气，又带有江南的明丽之情”（马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