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但“发令”的再度颁行引起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嘉定三屠”的惨无人道更激发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思想。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等都积极地宣扬民族思想，认为“夷夏之辨”超过“君臣之伦”。这些思想激起了汉族士民特别是明遗民的抗清斗志，清廷也对之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如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十六年的“通海案”、十八年的“奏销案”，其主要目标就是打击汉族士人，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精英。
清王朝又采取了借文字狱罗织罪名以消弭异端思想的做法，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酷烈。康熙时影响最大的文字狱当数庄廷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一案。雍正时轰动最大的文字狱是曾静、吕留良案。乾隆时文字狱多达135起，其中许多典型案例便是“诗”引发的，如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的“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胡儿）搁半边”及“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诗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乾隆帝认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被斩首。而备受乾隆眷顾的沈德潜，因《咏牡丹》中“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而死后获咎。纵观文字狱的案例，其间固不乏有人利用诗歌来表达对清廷的不满，进行“恶毒攻击”的，但大部分属于深文周纳，滥杀无辜，为的是杀一儆百，宰鸡吓猴，树立清王朝的政治文化权威。在这种文化政策下，士人们噤若寒蝉，动辄得咎。诗人们要么“温柔敦厚”，要么“独抒性灵”，要么“探讨肌理”。民族反抗、反对专制等有关国家民族的现实见解不能公开表达，因而也促使诗人们转向咏史诗创作。躲进古史堆一来与学术文化沟通，又可借古史以抒愤，浇胸中之块垒，形成了清代咏史诗的繁荣局面。
武力镇压与文字狱戕害虽然在士大夫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儒家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排斥与抵抗。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要想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汉族士人的文化认同。故康熙亲政以后，恩威并施取代了先前的一味镇压的政策。熊赐履奏请“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倡导程朱理学以钳制士人的思想。康熙十七年，下令征召“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又征召“遗贤”以修明史。在1684年11月初，康熙亲自拜祭明太祖陵，归途中又祭孔子庙，并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上，意在消除明遗民的抵抗情绪，表明对汉文化的重视，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拥戴。同时为了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诚意，清王朝招罗大批士人，大规模的搜集、注释、出版古代典籍，其中当然以儒家典籍居多。
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引下，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诗人们开始缓过文化情趣转变文化心态。学术一途由鼎革之际的经世致用逐渐转入琐屑的故纸堆，而千岩竞秀的遗民诗坛也逐渐转向“醇雅”、“温柔敦厚”的诗学追求。康、雍、乾三朝诗坛从“国初六家”、“格调说”、“肌理说”到“乾隆三大家”，从流派纷呈上看确实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宏大气象，但相较遗民诗人却少了一份关注现实、心怀天下的热忱。
（二）、清代学术格局中的诗学
清代的学术呈现出重总结、善融通、集大成的特点，不仅有汉学、宋学对立与融合，也有汉学内部今、古文的分歧与统一，更有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会。学术格局的演变促进了诗学追求的变更。鼎革之际的士人针对明末“束书不观”的虚浮学风，提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顾炎武首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对“置四海困穷于不顾，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清谈之风痛加针砭，提出以“修己治人之实学”来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明清之际的诗人大都崇尚学问，注重学以致用，实现了经学与诗学的结合。这也基本奠定了清诗强调经世、看重学问的基调。儒家传统诗教的“美”、“刺”、“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诸功能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自康熙亲政到乾、嘉之际，清政权渐趋稳固，经济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清初“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式由于清廷的高压文化政策和遗民心态的渐转平和已转入考据一途，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引导下，诗人们更多的转向诗歌本体探究，这正是历来积极提倡淡忘政治和消极无奈不问时事的文士们的学术传统。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接踵而起，各树坛坫，一时蔚为壮观。沈德潜的格调说强调儒家诗教的教化功能，也被视为乾隆朝的盛世元音。很能代表这一时期学术
走向的应该是翁方纲的“肌理说”，“资书以为诗”的诗学趋向正是乾嘉汉学在诗学领域的投影。
道、咸以降，国运式微。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注重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逐渐取代了古文经学的主导地位，倡言改革以试图挽救封建王朝的颓势。前一时期恬淡典雅的盛世元音早被“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败局面所打断，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救亡图存的责任感再度兴起，故陈衍认为有清一代的诗歌“道光以来，一大关捩”。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也促进了诗界革命对新语句、新意境等诗歌新范型的追求。
清诗的演进轨迹与应当注意的几个人物
（一）、关于遗民诗
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齐桓公即凭借“尊王攘夷”的举动获得了各诸侯的认可，取得了霸主地位。金灭北宋以及元灭南宋后实行一系列文化政策，刺激了汉族士人的民族自尊，使得严于“华夷之辨”的思想重新萌发。同时，程朱理学强调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汉族知识分子“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民族气节。在明清易代之际，汉族士人基于“华夷之辨”的思想和挽救民族文化存亡的动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遗民诗潮。仅卓尔堪《遗民诗》就录取了525家，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收402家。明遗民对明朝的覆亡以及传统文化的危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宋明理学的繁盛局面与宋明接连被异族灭亡的事实促使大部分士人正视现实，力图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以正确定位。
在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影响下，遗民诗人的故国之思及对清军暴行的控诉不可避免的成为遗民诗的主旋律。“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写出了遗民沉痛的故国之思；“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则控诉了清军屠城的暴行。对于整部清代诗史而言，清初遗民诗不仅为清诗取得“超轶元明，上薄唐宋”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起到了“导夫先路”重要功效。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思想家，都曾亲自参加了抗清斗争。他们注重学问的主张对清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清一代诗人普遍重视学问，并且也为清人亲近注重学问的宋诗埋下了伏笔，而黄宗羲更是主动的要学宋。钱钟书先生认为“当时三遗老篇什，亭林诗乃唐体之佳者，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梨洲诗则宋体之下劣者。然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梨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王夫之的诗虽被称为“唐体下劣者”，但他的诗学思想却显示出独到之处。明清之际的诗人普遍重视诗文和世运的关系，强调以诗存史，这正是思想学术折射在诗歌、诗学中的典型表现④。
明清之际的诗坛大家当首推钱谦益、吴伟业。牧斋、梅村二人虽“两姓事君王”，在政治立场上进退无据，于大节有亏，但不能因人废言否定他们的诗歌成就，他们的诗也是一种特殊面貌的遗民诗。钱牧斋针对明代诗坛纷纭庞杂的争论，提出了截断众流的理论。目竟陵派为“学古而赝”、“师心而妄”者，他肯定公安派但也对公安派的“机锋侧出，矫枉过正”提出批评。钱谦益论诗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他本人的诗歌就熔铸唐宋诸大家，兼取元遗山，可谓“才气横放，无所不有”。他的大型七律组诗《金陵秋兴》饱含诗人抗清复明的强烈感情，其价值可视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犹胜一筹⑤。吴伟业对出仕清朝的自悔之辞在诗中比比皆是，“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缘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二首》）。在《临终诗四首》其一也描述了“忍死偷生廿载余，如今罪孽怎消除”的自责之情。吴梅村的七言歌行，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征词属事，篇无虚咏，被誉为一代诗史。
钱、吴二人对有清一代诗歌面貌与骨子留下了十分深重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出了许多辟透的诗学主张，如强调诗歌创作的“不诚无物”及诗史观念。钱谦益身事两朝均居高位，又曾主盟诗坛几十年，加之好奖掖后进，其诗学思想流布极广，是结明而开清的关键人物。吴伟业的“梅村体”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链条上光辉夺目的一环，也是清人在诗体创新方面的杰出代表⑥。“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诗人，从陈维崧、吴兆
骞到王国维都受到了“梅村体”的启沃与濡染⑦。（二）、“国朝”诗人的演进轨迹与应当注意的几个人物在遗民诗人（包括变节诗人）的影响与扶植下，真正意义的清诗人逐步走上诗坛。自康熙亲政到嘉庆末期的诗坛为“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所笼罩。在特定的政治文化政策影响下，更多的诗人注重诗歌本体探求，创作风格也由抒写家国之痛的慷慨之音渐变为恬淡醇雅的平和之调，标志着清代诗坛逐步走出遗民诗的时代。
继钱谦益而起主盟诗坛的是主张“神韵说”的王士，他论诗并不强分唐宋的优劣，宋元诗自有其特定的价值。如他的第十七首《论诗绝句》就提出“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另外他对宗唐、宗宋的门户之争十分反感，他认为：“近人言诗，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触蛮氏之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故钱钟书先生认为，“有清一代，主持坛坫如归愚、随园辈，以及近来巨子，诗学诗识尚无能望其项背者”（《谈艺录》卷三十）。诗坛上和王士并负盛名的是朱彝尊。朱氏早期推尊唐音，力诋宋调⑧：“迩来诗格乖正始，学宋体制嗤唐风。江西宗派各流别，吾先无取黄涪翁”（《题王又旦过岭诗集》）。出仕之后，转学宋诗，如屈大均《送朱上舍》所云：“逃唐归宋计亦得，韩苏肯让挥先鞭”，而中年以后“恃其博奥，尽弃格律，欲自成一家，”（《瓯北诗话》卷十）。其诗风的改变体现了清朝前期诗歌的演进轨迹。艺术形式上，由早期受“云间”、“西泠”影响的宗唐到后期的渐趋入宋，他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和诗学理论极大的促进了浙派宗宋诗风的形成。
乾隆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在当时的诗坛上，最能体现这种观点要求的是沈德潜的格调说。沈氏论诗力主温柔敦厚，强调诗歌“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说诗语》）重要功用。袁枚针对“格调说”的偏重教化而着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他主张“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认为诗歌“不必尽归于道德”。他反对傀儡衣冠的假盛唐诗，主张“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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