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传承史上的集大成者，无论就诗歌型态体式的演变还是审美兴观的功用，都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清代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都对清诗的艺术取向及演进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晚清诗歌的新变，也为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
有清一代诗歌作为中国古典诗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当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的总结，无论从诗歌的认知功能性，还是艺术的审美多样性来说，都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①。对清诗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完整性及集大成的特点。但是长期以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先入为主的成见，导致了清诗研究的滞后性。“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清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导致清诗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风貌。郑板桥“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的豪言以及“诗界革命”派提出的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主张，更显示出清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自信。清诗学与清诗呈现出双峰并出的姿态，诗话、论诗绝句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代，大量诗歌选本的编纂也放射出清人阐发自己诗学理论、流播自己诗学主张的热情。对清诗学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古典诗学的延续性与创新性，能更好的评估清代诗歌与诗学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清诗的文学评估与历史地位
（一）、诗的古典传统集大成与大结裹
中国诗歌发展到唐朝，各种体式渐趋完备，创作风格也日臻成熟。不论“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还是“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不幸”，都证明了唐诗在诗歌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唐诗兴盛的高峰面前，宋人开创出“体态性分”与唐诗面貌迥异的宋诗，形成了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局面。元遗山的《论诗绝句》就认为“只知诗到苏黄尽”，钱钟书也说：“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也就是说自唐宋以来，古典诗歌的各种体式已基本定型，不论元诗、明诗，还是清诗都出不了唐宋诗的范围。但特定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学术环境又使得元明清的诗歌取向大相径庭，相对于元明而言，清人对前代诗歌遗产的借鉴更多了一种海纳百川的眼光和胸襟。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前代丰富的诗歌遗产为他们提供了借鉴对象。在艺术形式上，诗人们自觉的扮演了集大成的角色。清代的诗人对明代诗坛众说纷纭的争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都小心翼翼，唯恐重蹈明人的覆辙。在对待唐宋诗歌遗产的态度上，也一反明人偏于独尊的狭隘做法，主张转益多师，熔铸唐宋。清诗人既推崇宋人之筋骨思理，又不菲薄唐人之风神情韵，形成了祧唐祢宋的创作主流。大体而言，清诗的发展趋势是从兼采唐宋到自出手眼，力图在熔铸唐宋的基础上创作出一种非唐非宋、自具面目的“清诗”。后期梁启超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的诗界革命，对古体诗的发展做出了大胆尝试。虽没有完全跳出古典诗歌旧风格的圈子，却也显现出传统诗歌现代化的转向。同光体倡言宋诗，南社则力振唐音，他们之间唐、宋之争也成了古典诗学发展史上的最后一幕。
“国家不幸诗家幸”，江山易代、外夷入侵也促使诗人的作品呈现出迥异前代的风貌。满族铁骑入主中原的社会剧变对严于“华夷之辨”的汉族士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惨痛事实。明清易代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遗民诗潮，也为清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朝后期海外列强的入侵打破了天朝上国的美梦，唤醒了一部分士人睁眼看世界，掀起一股经世致用的热潮。最后，在列强军事入侵的同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也大量输入中国，开拓了诗人的眼界。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为诗界革命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而西方新事物的输入也为诗歌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诗料。
在女性文学历史谱系中，清代也呈现出彬彬一时之盛的局面。能诗善词的才媛淑女层出不穷，仅《清诗别裁集》就收录清初80多名闺秀诗人，而有清一代存诗的女性诗（词）人更是多不胜数。纵观整部女性诗史，清女诗人“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留下作品之丰厚，有史以来无逾此时”。袁枚、陈文述等尊重妇女的文化人格，敢于冲破时俗的禁锢广招女弟子，无疑推动了清初女性诗坛步入辉煌。“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秋瑾以不让须眉的豪情成为女性文学领域的最后一朵奇葩②。
（二）、清诗清诗学格局的承祧
清代诗人祧唐祢宋的原因大致有四点：首先这是对明代前、后七子独尊盛唐诗的反拨。其次，唐朝国势强盛，诗人们的民族自信心也空前膨胀，体现在诗歌中也多有“万国衣冠”、“九州阊阖”的大国气象，属于正风正雅。宋代建国之初就面临境外政权的武力威胁，尽管委屈求和终不免国破家亡。宋朝积贫积弱的国势，程朱理学的盛行，使得诗歌多了些筋骨思理，少了大国气象。“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宋代诗歌属于变风变雅。而清朝的境遇绝类于宋，先是明清易代，战乱频仍，后期海外列强的入侵也使得兵燹不绝。体现在诗歌中多为“变风变雅”，在表达的气势上根本无法企及盛唐的恢宏。再次，对宋诗的亲近也是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清（后金）灭明，与金灭北宋极其相似。相似的历史命运使明遗民对宋朝有一种“天涯同命人”的认同感。最后，清代诗人出于对明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虚浮学风的反拨，普遍注重学问。这也比较契合宋诗注重“筋骨思理”的特点。
康乾盛世时，诗歌的发展偏离了祧唐祢宋的主流，“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接踵而起，呈现出多家争鸣的局面。康、雍、乾三朝文网森严，诗人动辄得咎。神韵讲空灵蕴藉，肌理重金石考据，几乎不着政治痛痒。格调说更是符合乾隆借诗歌教化百姓的主张。此外不应忽略的还有讲求“性灵诗”的干将——郑板桥，他和袁枚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自称为别出手眼的狂士，是清诗从祧唐祢宋到自出手眼的积极尝试者。郑板桥宣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袁枚也说过：“若问随园诗学某，三唐两宋有谁应？”（《遣兴》）之后清诗的发展基本没有偏离祧唐祢宋的主流，直到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才对传统诗歌进行了新语境为主干的改革，染上了现代化的色彩。
（三）、创作与理论的双峰并出
清代诗歌创作群体蔚为壮观，作品卷帙浩繁。故沈德潜认为：“国朝圣圣相承，皆文思天子。以故九州内外，均沾德教。余事做诗人者，不啻越之、燕之函、秦之庐，夫人能为之也”（《清诗别裁集?序》）。仅徐世昌所辑录的《晚晴诗汇》就收录作者六千一百多家，诗作两万七千多首，入选诗人已远远超出《全唐诗》所收录的两千多家。根据《全清诗》编纂委员会的初步推算，有清一代有作品传世的诗人超过10万人③。暂且不论清诗人的创作成就如何，他们对诗歌创作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借编定诗选阐释其论诗主张的，又有依靠论诗绝句（诗）的创作来阐明诗学观点的。根据郭绍虞《万首论诗绝句》编选的内容来看，清代论诗绝句的数量几占百分之九十。而诗话这一理论载体在清代更是品种繁富，蔚为大观。据蒋寅先生的保守估计，清诗话的总数超过一千五百种是没有问题的（《清诗话考?自序》）。即使根据张寅彭比较审慎的统计，现存的清人诗学著作也多达八百余种，是现存宋代诗学著作的九倍左右。由此可见有清一代不足三百年的诗歌与诗学创作名副其实地扮演着古典诗歌、诗学的集大成角色。
清诗的学术文化生态
（一）、清人是在怎样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政策下写诗谈诗的
“历代文学发达，与君主的提倡都是有很深的关系。如汉赋、唐诗都是受了政治的特别提携，才得格外发展”（胡云翼《宋诗研究》）。康熙、乾隆为了获取汉族的认同感以巩固统治，都积极地汲取汉文化养料。他们自幼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汉族文人视为身份象征的吟诗作赋也津津乐道，于政事之暇，笔耕不辍，留下相当丰富的诗篇。康熙的诗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共存诗一千一百多首。而乾隆皇帝的诗歌数量更是令人瞠目，他的诗集有《乐善堂集》以及《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四库提要》说“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於我皇上者”。“十全老人”驾崩前一年曾得意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御制诗?余集》卷十九《鉴始斋题句跋》）当然，数量并不意味着质量，康熙、乾隆的诗歌都是“历史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但他们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
康熙、乾隆深知“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道理，在身体力行创作诗歌的同时，都强调了诗歌创作的道德教化及经世之用。乾隆认为“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自称“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词”。他还明确指出诗歌的目的就是教忠教孝，“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清史列传?沈德潜传》）这种“因文见道”的观点就是传统儒家诗教“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体现，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格调说何以在乾隆时期盛极一时的原因。
清军入关之初为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而宣称：“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清史稿?范文程传》）。同时又礼葬崇祯帝，并以开科取士来争取读书人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1645年8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清王朝：“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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