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但他并非排斥学古，“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续诗品?著我》）。袁枚的性灵说开创了个性解放的思潮。与袁风格相近的有赵翼、洪亮吉、张问陶等人，稍后受他影响的还有下启龚自珍的黄景仁、舒位、王昙诸人。赵翼论诗亦主张独抒性灵，他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黄景仁的诗歌也较多的暴露了盛世外衣下隐藏的黑暗社会现实，写出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如“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其三）、“我曹生世良幸耳，太平之日为饿民”（《朝来》）。
在晚清诗坛上真正揭露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封建衰世的黑暗现实、呼唤时代风雷的代表当为“亦狂亦侠”、“亦剑亦箫”的龚自珍。他的诗奇肆瑰丽，不拘唐宋成法而自创面目，开了“诗界革命”的先声。在政治变革及中西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的影响下，晚清诗坛掀起了开辟诗歌发展新途径的“诗界革命”，其代表人物以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为首。程恩泽、祁藻、曾国藩、郑珍、莫友芝推崇宋诗，上承厉鹗而下启同光体。而同光体和南社的宗唐宗宋之争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幕。
在清诗的历史图谱中似乎还要注意下面几个人物，由于他们特定的文化艺术影响与政治历史地位，在清诗的演进发展中表现出独特的作用。
郑板桥的诗、书、画，堪称“三绝”。其人“性落拓不羁”，喜“放言高谈，臧否人物”，素被正统文人目之为“狂怪”之人。但在他“狂”、“怪”的表象下掩盖的是强烈的儒家济世情怀：“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悌，守先待后，得志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因此对“三绝”占其二的书画，郑燮似乎并没引以为豪。他认为：“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颇有点“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意味，不得已而为之也仅是“借此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其实可羞可贱”。由此可知，郑板桥的最高理想虽不能说“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也可说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因此劝诫他的弟弟“发愤自雄，勿蹈乃兄故辙也”。他更瞧不起那些略懂字画就自称“名士”之徒，他认为：“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得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较之书画而言，郑燮对自己的诗文尤为自得。自称：“颇有自铸伟词者，而又有长短句及家书，皆世所脍炙。待百年而论定，正不知鹿死谁手。”他说：“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板桥十六通家书，绝不谈天说地，而日用家常，颇有言近指远之处。”（《板桥自叙》）“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是他儒家济世情怀在诗文创作上的集中体现，正如他的《偶然作》所写的那样：“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疗疾进药方”，强调了诗歌“补察时政”的政治功用。他主张诗歌应当“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而“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的作品，即使“搜精抉髓”，也“不过一骚坛词客尔”（《后刻诗序》），所以像“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自出己意”指郑板桥于诗文强调自成一家。针对宗唐宗宋之风，郑板桥强调要有自己的独创性，不拘泥于前人成法。他认为：“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学夫人徒自苦。”（《赠潘桐冈》）故他自豪地宣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郑板桥于落拓之时所作的道情小唱，于超脱的表象下深藏着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无奈。如“老书生”、“老樵夫”、“老头陀”等章看似浅俚却足以“唤庸愚，警懦顽”。而“邈唐虞”、“吊龙逄”则充满了吊古伤今的感慨。鲁迅认为这些作品价值远胜于《家书》，阿英也认为郑板桥是众多的“道情”作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在清朝二百余年间，还有两个人的诗（或许还包括他们的诗论）还须提一笔：曾国藩和洪秀全。曾国藩在清代政治史、文学史上都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的人格体气和文化精神造就了他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几近完美的结合，也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幼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湖湘文化的传统促使他“相尚于宋儒义理之学”。但他意识到了空谈义理的弊端，以不懂经世而自诩博雅之人为“识字之牧猪奴”，还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另加“经济”之学，并对之进行了重新阐释。针对太平天国实行的“毁先王圣人之道，废山川岳渎诸神，惟耶稣是奉”的文化政策，曾国藩以儒家信徒的名义适时打出“护教”、“卫道”的旗号，以争取传统士人的支持。他痛斥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
曾国藩始终恪守儒家传统文化所规定的君臣大义以及“攻乎异端”等信条，所以当以西方神学异质文化为代表的洪秀全对清政权及儒家文化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他一面进行武装抵抗，一面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强调“经济”及推崇气骨的思想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他的诗（文）理论中，并对后来的诗（文）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陈衍在《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序》里说：“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曾国藩的诗歌注重阳刚之美，可谓气势磅礴，如“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可谓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而“如今君王亦薄恩，缺折委弃何当言”，亦可谓大胆之极。（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他自称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对自己诗作的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坚忍、倔强的个性品格在诗中多有体现。两次举进士不第的挫折并没有消减他的豪情壮志：“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岁暮杂感十首》之四）。针对桐城派文风“才气薄弱”弊端，曾氏“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对诗文的追求也偏重于气势刚劲。就姚鼐“阳刚”、“阴柔”风格主张，曾国藩认为“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翰，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翰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他把“义理”、“经济”融为一体，强调经世致用，这也给传统文化（文学）注入了鲜活血液，也奠定了他桐城派古文中兴功臣的地位⑨。曾国藩自称“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曾国藩极为推重黄庭坚，曾在诗中为黄庭坚揄扬“涪翁差可人，风骚通响。造意追无人，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祧唐祢宋的典型人物⑩。曾国藩位极人臣，而且被传统士人视为“立功”、“立言”两兼的楷模，他对黄庭坚的推崇不可避免的引来了许多仿效者，一时天下向风，导引了同光体的宋诗运动。
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拜上帝教对儒家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冲击，洪秀全作为儒家文化的颠覆者自幼也曾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能“熟诵《四书》、《五经》及古文多篇”，早期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宦之路。但接连几次科场不售，使他愤而创立拜上帝教，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衣，要自己开科取士”。拜上帝教是洪秀全溶入血液的中华文化精神和西方贩来的“四不象的天主教”融合的混血儿。拜上帝教宣扬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实行摒弃一切佛、道信仰，更把矛头直指孔孟的文化政策。太平军所到之处，更是尽扫孔庙和孔子牌位，将儒家经书斥为“妖书”，“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诏书盖玺颁行论》），“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贼情汇纂》）。洪秀全这种“毁先王圣人之道”（当然这也隐含了洪秀全一并推翻政治文化与伦理信仰而改天换地的决绝心理），招致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极力反对11，当时的封建士人认为“洪杨之乱”在思想文化层面“几欲变中华为夷俗”。
为科举登第而作的文化积累使洪秀全深知利用诗文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性。他现存的诗文基本上“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不须古典之文”（《戒浮文》），以便于直接宣传革命。他的诗称得上气势恢宏，而且洋溢着积极浪漫主义的乐观色彩。如《述志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另外一首比较著名的当数《吟剑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诗中表达了作者决心通过开展武装斗争来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一个“太平一统”的理想盛世的追求。诗中描绘的四海为家、太平一统的理想社会，也给反抗清朝统治的勇士以极大的鼓舞。如同前代会舞文弄墨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洪秀全的诗歌体现了他超人的气魄与胸襟，可谓大气磅礴。他试图“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与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一样勾勒出了农民领袖的政治豪情，体现了他们的美好愿望，也产生了强烈的模范作用。他的一些诗歌中也往往带有宗教色彩，留下了宗教异质文化的痕迹。如《诛妖诗》中的“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洪秀全的政治抒情诗充满了“大逆不道”的“胡言乱语”，一直也被视为清代传统诗坛的另类。但他诗中蕴涵着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并开启了晚清政论诗的闸门。他（也许还要加上金和12）的诗歌可视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实录，在“清诗”的艺术长廊中呈现出独特的光芒，是清诗历史段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晚清的意义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翌年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次失败远比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更大的创伤与思索。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传统诗学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等润色鸿业的传统功能在政治变局的影响下也黯然失色，更不论浅斟低唱的名士风情了。
在晚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下，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逐渐笼罩了晚清思想学术界。同时有识之士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西方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等形而上的层面，这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老躯体涂上了一抹现代化的亮色。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也为诗界革命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伴随诗人们眼界的开阔，西方的新事物也为诗界革命提供了充分的诗料。
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体现了中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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