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价值观”之间的文化断层。在新文化运动“四十二升大炮”的轰击下，传统的学术文化被淘洗出局，中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一个性质突变的新“范式”。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意义上掀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整个一代人跨出了旧时代，中国文学也翻过了旧的一页。传统士人要消解新文化在思维模式、价值体系和文化心态方面带来的冲击，无疑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如1927年王国维的“自沉”，诚如陈寅恪所分析：“凡值某文化衰落之际，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而其所化愈深，则其痛愈甚。迨极深之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为传统文化而殉节，也为旧的文化传统献上了一曲挽歌。由此可知文化范式的嬗替并没有从根本上斩断旧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清诗研究不仅要看到传统诗歌历历在目的浮雕式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浮雕式的文本表层去把握其背后深藏的文化意义。在文学生态的全景观照下把握清诗人在人文深度、文化心态以及精神层面的演变轨迹，这或许也是清诗在历史人文意义上需要继续深挖的重点。
结语
清代诗坛历经各种流派的嬗变，最后在同光体和南社的争论声中降下帷幕。作为中国古典诗史发展衍变中最后一页，“老树挺秀，春情未删”的艺术成就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添上了一个灿若豹尾的结局。但清诗作为一部凝聚的历史文本，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成见影响下，似乎一直游移在清代文学研究的边缘。无论是梁启超“所敢昌言”的：“以言夫诗，则可谓衰落已极”，“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清代学术概论》），还是徐世昌“可以想见”的“诗教之盛”、“诗道之尊”都未能恰如其分地给清诗一个准确的定位。
钱钟书对清诗的评价可谓公允识度：不如唐宋但超轶元明13。钱仲联先生也主张清诗应具有“超越元明，上追唐宋”文学史地位。钱钟书、钱仲联的论断已经基本确定了清诗在中国历代诗歌纵向发展坐标中的位置，我们再来谈论清诗只是试图在一个完整清晰的文学生态横断面上重新评估清诗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考索、开掘依附于清诗中的社会历史得失、学术思想、士人心态以及文化交融与传播具有特定的文化史意
义。在这一层面上，一部清诗可以说就是一部波澜壮阔而又斑斓可观的清史，是一部清代士人心路演变、精神沉浮与灵魂升降的实录。清诗作为古典诗歌这一传统园圃开出的最后一批繁密的花葩，无论颜色、生气还是香泽都值得我们动情地观赏、悠长地思索。
注释：
①清诗的风格流派可谓“尽得古今之体势”，正如郭绍虞评价清代文学的总体特点时所说的那样，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体均可谓佳作迭出。在无体不兼的前提下还有所创新，如“梅村体”、龚自珍之《己亥杂诗》及“诗界革命派”的创作。柳亚子尝言：“宋词元曲称作手，明清何邃非明堂。自珍变体金和继，平心未拟菲黄康。”（《长歌一首赠步陶楼伉俪》）在诗歌功能性方面，清人更强调了以诗纪事、以诗存史的创作动机，十朝大事均可在诗歌中取得印证。
②参见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③参见朱则杰：《论〈全清诗〉的体例与规模》，《古籍研究》1994年第1期。
④但王夫之却对以诗存史持有异议，他强调诗歌“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审美特性，认为“夫诗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如“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有清一代，王夫之算是执著于艺术审美的屈指可数的几人之一。
⑤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中指出：“《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叶君远认为在叙事诗的发展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写过像他那样多的以重大时事为题材的叙事诗，白居易、杜甫都比不上他。在诗体革新方面吴梅村也是推陈出新、自成面目的清诗第一家。
⑦清代陈文述的《怡道堂》有大量七言古诗，受到“梅村体”的濡染。清末更多，比较著名的如樊增祥的《彩云曲》、《后彩云曲》、王运的《圆明园词》、王国维的《颐和园词》。见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之二》声称好之者更是代不乏人，如龚自珍在《〈三别好诗〉序》讲到对吴梅村的诗“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论及吴诗也说：“余偏嗜之，常推为云门嫡嗣外一大宗”。⑧关于朱彝尊诗歌宗唐、宗宋的问题，学者多持不同的见解。如洪亮吉认为朱氏“晚宗北宋幼初唐”，钱钟书先生则认为“论竹诗者多不中肯”。钱先生认为“朱竹论诗，则沿七子之教，墨守唐音，宗旨与朝代不分”，“其于宋诗，始终排弃，至老宗旨不变”，而朱氏晚年诗作多“趣诡语硬，明是昌黎、玉川之遗”，故认为“北江少见多怪，遂以为学北宋”（《谈艺录》三十）。而《谈艺录》开篇第一节“诗分唐宋”就讲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依此而论，朱氏晚年宗尚昌黎等“唐人之开宋调者”，洪氏立论亦非虚言。
⑨关于曾国藩在桐城派古文发展中的地位，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自序》中认为：“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古今。学者将欲杜歧趋，遵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另外，黄遵宪也认为曾氏的文学成就在“旧学界中率然独立，古文为本朝第一”，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也认为“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而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不止一次讲到曾国藩是桐城
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⑩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开篇就讲到：“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莫子诸老，始喜言宋诗。……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后又说黄山谷自“江西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出而诗字皆宗涪翁。”
11洪秀全尊“上帝”为唯一真神，诋毁孔孟、焚烧儒家书籍的文化政策，招致了儒家士人的极力反对。就有文人把太平天国的这一政策比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山曲道人题壁》所言：“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灭绝圣贤心枉用，祖龙前鉴正非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386页）。
12关于金和的行事及诗歌创作历来评价不一。其在太平天国期间既仇视农民军又对清军的腐败无能加以无情嘲讽的举动完全可以视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封建士大夫的自然反应。他擅长以文为诗，洋洋洒洒，不拘一格。陈衍认为“其古体极乎以文为诗之能事，而一种沉痛惨澹阴黑气象，又过乎少陵、子尹”。梁启超誉之诗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可与黄遵宪、康南海并举。柳亚子则盛赞：“自珍变体金和继，平心未拟菲黄康。”（《长歌一首赠步陶楼伉俪》）。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推举他为太平天国时期能够代表时代的诗人，认为他的纪事诗不但感人，且具有历史价值。
14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明确给宋诗定位：“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胡明先生的《关于宋诗》一文对这段论述有过精辟的阐释：“钱先生早年就性爱宋诗，……《谈艺录》谈的诗艺往往在宋诗与清诗两端。在落笔写‘也超过了清诗'前他是又回头掂了掂两者的艺术分量的”，一个“也”字也准确透露出钱钟书心中清诗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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