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益谦赋》、《虀赋》也很推崇:“宋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中一段云:‘于是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苟诚意从乎亿姓，则风化行乎八荒。如天听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当?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此中大有经济，不知费几许学问才得到此境界，勿以为平易而忽之”;“仲淹《天道益谦赋》云:‘高者抑而下者举，一气无私;往者屈而来者信，万灵何遁?’取材《老》、《易》，俪语颇工”;“范希文仲淹少时作《虀赋》，其警句云:‘陶家瓮内，淹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盖亲尝世味，故得 之妙处”。
文彦博律赋多议论，如以“能得师者，王道成矣”为韵的《能自得师者王赋》30云:“得士者昌，懋显日新之德;好问则裕，弼成天纵之能。岂不以访道者非师而弗克，治国者非王而不得。苟能择贤师而访道，是以为圣王而治国。勿谓乎介在人上，我则接下而思恭;勿谓乎富有域中，我则尊道而贵德。所以保傅是重，模范攸资。克永持盈之业，弥隆卜世之基。周道方融，吕尚处三公之首;汉业将盛，子房为万乘之师。”其议论多警句，如以“儒者崇学，多以为富”为韵的《多文为富赋》 （卷二） ，“蕴之则独善于身，不失其所;施之则兼济于物，无得而逾”;“博文者自显丰盈，昧道者堪讥龌龊”;“知富于文者，其富为美;富于财者，其富可鄙”;“雅符怀宝之人，惟遵于道;岂类穷奢之士，必速于危”;“宁虞丧宝，罔同于无德而贪;讵比浮云，实异乎不义而富”，均可书诸座右。
与田锡、王禹偁、文彦博、范仲淹同时的还有夏竦、宋祁。夏竦现存律赋十二篇，内容多歌功颂德，但文字华美，颇能曲尽情事，如《放宫人赋》31 ，以“宫阙幽闭，晓然情惬”为韵，首写宫人幽闭之苦:“步金莲而共叹无偶，对鸳瓦而徒伤失俪。花冠不整，笼虿发以全疏;柳带低重，映蜂腰而更细。”接着写唐太宗“出娥眉于六宫”时，宫女们的喜悦之情:“莫不喜极如梦，心摇若惊。踟蹰而玉趾无力，盼眄而横波渐倾。鸾鉴重开，已有归鸿之势;凤笙将罢，皆为别鹤之声。于时银箭初残，琼宫乍晓，星眸争别于天仗，莲脸竟辞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步缓而回廊缭绕。嫦娥偷药，几年而不出蟾宫;辽鹤辞家，一旦而却归华表。”作者没有把宫人的感情简单化，她们得以“离永巷，别长秋”，“出蟾宫”，“归华表”，当然喜出望外（“喜极如梦，心摇若惊”）。但离别多年生活的皇宫，也难免伤情（“皆为别鹤之声”）、留恋（“步缓而回廊缭绕”）。写宫人在归途中的欣喜、急切之情一段，也很精彩:“指燕赵之归路，望荆吴之故州。算回程而靥带新喜，思往事而眉含旧愁。罗衣而滟，轻云竞归巫峡;宝髻而屈盘，娇凤争下秦楼。或绣辇香车，兰舟桂楫，指故里以思动，涉长途而意惬。飞腾自适，既疑齐女之蝉;梦幻堪惊，且娱庄周之梦。”作者连用指归路、望故州、算回程、竞归巫峡、争下秦楼、思动、意惬、齐女变蝉、庄周梦蝶等语，烘托宫人恨不得即刻归家的如梦如幻的心情。确实堪称“词藻赡逸”，又具有“规讽之旨”:“入昏主之宫，出明君之阙。”《青箱杂记》卷五云:“夏文庄公竦幼负才藻，超迈不群，时年十二，有试公以《放宫人赋》者，公援笔立成，文不加点。”可见他作此赋时才十二岁。
宋祁（998—1061）律赋颇受时人重视，宋祁云:“余少为学，本无师友，家苦贫无书，习作诗赋，……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竦），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欤。天圣甲子，从乡贡试礼部，故龙图学士刘公（筠）叹所试辞赋，大称之朝，以为诸生冠。”32可见他在应进士试时，所作律赋就为西昆派三大领袖之一的刘筠所赏。而他试学士院所作的《琬圭赋》（以“玉赐之节，修德崇好”为韵）更为时人和后人所叹服，龚鼎臣评云:“宋子京明道初召试学士院，试《琬圭赋》，其辞有曰:‘尔功既昭，则增圭之重;彼绩不建，则贻玉之羞。是以上无虚授，下靡妄求。’又曰:‘尔公尔侯，宜念吾王之厚报。’时翰林盛公度奏御日，极褒称之曰:‘此文有作用，有劝戒，虽名为赋，实若诏诰词也。’即授直史馆。” 33王得臣云:“魏公（韩琦）少年巍科，与宋景文同召，试秘阁《琬圭赋》。景文赋独行于世，魏公叹服。” 34 李调元《赋话》卷五《新话》五曾举此赋的“测圭于地，考极于天。风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以说明“宋人律赋起手亦极重制题”。以“君使臣下，无责其备”为韵的《与人不求备赋》、以“前辙之覆，来者为诫”为韵的《诫覆车赋》、以“民罪之误，无大宜宥”的《宥过无大赋》、以“功与时异，无袭于礼”的《三王不相袭礼赋》等等，皆“归于礼乐刑政”，“实若诏诰”，“流播艺林”，被人“奉为楷式”。
五 “横骛别趋而 唐人之规矩”
“横骛别趋”则可以欧阳修、苏轼等为代表。在庆历新政开始时（1043），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35，“三曰精贡举”:“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庆历四年欧阳修在《详定贡举条状》 36中批评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主张“今先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矣;简其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根据诸臣所议，宋仁宗于庆历四年（1044）三月下诏，放宽对律赋的限制:“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夫英俊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教学养成之法，其饬身励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夫懿德敏行之贤何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议者屡以为言。……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试，一字违忤，已在黜格。使博议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伸。如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独孤绶《放驯象赋》，皆当时试礼部，对偶之外，自有意义可观。宜许仿唐体，使驰骋于其间。”37欧苏律赋正是这一文学思潮的产物。
欧阳修现存律赋十二篇，内容亦多针规之语，李调元《赋话》卷五《新话》五云:“宋欧阳修《藏珠于渊赋》乃殿试作也。其佳句云:‘将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骊龙无探颔之难。’又:‘上苟赋于所好，下岂求于难得。’疏畅之中时露剀切，他日立朝謇谔，斯篇已见一班。”“疏畅之中时露剀切”，确实是欧阳修应试赋特点。形式多以己意行之，不完全遵守律赋规则，既不依次用韵，也不完全遵守四六句式，且喜用虚词，如“夫如是，则垂拱是图，持盈可久。不遑启居兮，以圆灵之是奉;无敢暇豫兮，以中区而自守”;“周诗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雷著修省之说，于时保之” （《畏天者保其国赋》） ;“雕虽著，则尚可磨也;朴其复，则在其中矣” （《斲雕为朴赋》） ;“盖恐惧修省者实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 《应天以实不以文赋》） 之类。《赋话》卷五《新话》五云:“欧公佳处乃似笺表中语，难免于陈无己以古为俳之诮”;“永叔而降皆横骛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者矣”。以古文笔法为律赋，这正是欧氏特点，并开启了宋代律赋的新阶段。
陈襄的律赋也与欧阳修的律赋一样，多以己意行之，其突出特点是不违律赋之律，而成一气呵成之文。如以“中辅之职，燮理阴阳”为韵的《三公调阴阳赋》 38 :“况夫子育群生，君临大国，二仪有愆伏之运，四气异往来之则，得不命乃上公，谨兹常职。”以“况夫”与“得不”连三联为一气。以“工善其事，由圣人作”为韵的《百工由圣人作赋》:“且夫国有四民，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业，或饬材而兴利，率皆因上圣以资始，致宏规而绰备。”以“且夫”与“率皆”连两联为一气。以“公旦成此文武之德”为韵的《周公成文武之德赋》:“苟非绩著勤劳，心专夹辅，上以追奉乎西伯，下以钦承于姬武，成休德于二代，固重基于下土，则何以父作子述，七百年永著徽猷;发粟散财，三十世茂隆丕矩?盖以忧劳干国，忠利推诚，远启中兴之道，光扬未坠之名。”以“苟非”、“则何以”、“盖以”连六联为一气。《赋话》卷五曾引其以“《损》德之修，先难后易”为韵的《损先难而后易赋》“虽二簋之可用享，志乃先劳;洎十朋之弗克违，事非往蹇”，谓“本地风光，有此对仗，可谓渐近自然”。“自然”二字把握着了此赋特点。以“公旦成此文武之德”为韵的《三公调阴阳赋》 （卷二） 还有“位应六符，正居夏居冬之气;爵隆八命，定为刑为德之功”句，“居夏居冬”、“为刑为德”顺手拈来，自然工稳。
刘敞曾把自己所作律赋编为集，并撰《杂律赋自序》。较之欧阳修、陈襄，刘敞律赋总体上仍属于“步武前贤”一类，比较整齐划一，善于就所论之事两两对举以成文。他借以取得进士第一的《御试戎祀国之大事赋》 （卷二） ，全篇围绕戎、祀二字发挥:“戎在御侮，祀专飨神”，“以保民者莫若戎，以驭神者莫如祀”，“威四海者兵为急，叙五经者祭为最”，“犹仲尼陈三慎之端，惟齐及战;箕子序八政之目，兼祀与师”，“非戎无以威远，非祀无以著洁”。以“令顺民心，如流水矣”为韵的《下令如流水赋》 （卷一） ，全赋以流水喻政令畅通，亦两两对举:“因人而治，惟德之优;下令而顺，如水之流”，“谓君者所以出令，必先于得众;令者所以驭俗，故譬之流水”，“得其道则万方咸若，犹川之决焉;失其义则千里违之，如泽之壅尔”，“且夫政不出于上，则民无所轨;令不行于下，则君失其势。欲其出于上，莫若壹而止;欲其行于下，莫若顺而已。是以喻彼旁流，达兹至理”，“焉有水逆行而物无伤者，令废格而国不乱欤?”但刘敞毕竟生活在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古文运动兴起的年代，并与欧关系密切，其律赋也不可能不受时代和友人的影响，句式亦富于变化，前论律赋句式时已举，兹不赘述。
苏轼（1037—1101）现存赋二十五篇，含律赋七篇，均以议论胜。其中写得最好的应为《浊醪有妙理赋》，前已论及。这里再来看看他的以“明则知远，能受忠告”为韵的《明君可与为忠言赋》 （卷一） 。此赋从君、臣两个角度，论臣进谏与君纳谏的关系。赋一开头就点明了全赋主旨:“臣不难谏，君先自明。智既审乎情伪，言可竭其忠诚。虚己以求，览群心于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于平衡。”这就是说，臣之谏是以君之明为前提的，臣之“昌言而告”是以君之“虚己以求”为基础的。全赋就围绕这一论点展开，人君不能从善若转丸，言臣则有莫测之患:“言之虽易，听之实难;论者虽切，闻者多惑。苟非开怀用善，若转丸之易从，则投人以言，有按剑之莫测。”只有“上之人闻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无损。……苟其聪明蔽于嗜好，智虑溺于爱憎，因其所喜而为善，虽有愿忠而孰能?……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李调元《赋话》卷五评此赋云:“宋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云:‘非开怀用善，若转丸之易从;则投人以言，有按剑之莫测。’又:‘有汉宣之贤，充国得尽破羌之计;有魏明之察，许允获申选吏之公。’横说竖说，透快绝伦，作一篇史论读，所谓偶语而有单行之势者，律赋之创调也。”以“通物之变，民用不倦”为韵的《通其变使民不倦赋》 （卷一） ，表现了他一贯的变革主张:“物不可久，势将自穷。欲民生而无倦，在世变以能通。器当极弊之时，因而改作;众得日新之用，乐以移风。”然后他历数各种变革，表现出他特有的雄辩之风:“下迄尧舜，上从轩羲。作网罟以绝禽兽之害，服牛马以纾手足之疲。田焉而尽百谷之利，市焉而交四方之宜。神农既没，而舟楫以济也;后圣有作，而弧矢以威之。至贵也，而衣裳之有法;至贱也，而臼杵之不遗。居穴告劳，易以屋庐之美;结绳既厌，改从书契之为。……以瓦屋则无茅茨之敝漏，以骑战则无车徒之错综。更皮弁以圜法，周世所宜;易古篆以隶书，秦民咸共。”但他反对王安石的骤变，而主张渐变，在此赋中也有反映:“如地也，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之有晦见。皆利也，孰识其所以为利;皆变也，孰诘其所以制变?五材天生而并用，或革或因;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歌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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