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王之野而欲藏王之市，无忘劳来之勤；小国之君而当大国之卿，宜念推迁之重。（《答泸州高倅启》）
可以仕则仕，而可以止则止，宜无累于行藏；甚易知莫知，而甚易行莫行，岂但专于诵说。（《答师中江启》）
有的当句叠对还贯之于不同位置的语气词，丰富了情感表达：
谓其权可以察举，于人将求所欲也；观其笺莫不洋溢于美，无乃为佞乎？（《谢投谢启》）
人知以暮春，行矣！当勤于劝穑；壮者修其暇日，勉哉！相率以化民。（《答苏解元贺年启》）
周之治尚文，盖亦极矣；汉之斵为朴，冀以返之。（《答白解元启》）
骈文、骈对、骈对中当句的叠对，由大到小，构成了声律上的错综关系，再加上句式长短的不同，语气词的穿插，如观连珠回环，如听环佩叮咚，极尽声色之美。这正像一个有才能的人，老是从事一种工作，总会琢磨出一些变化来以消磨自己的智力。对于公遡，也许正是如此。
以上我们点将似的综览了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并且尚未展示补之、说之、冲之等文学名家的创作，但结论已经不难得出，那就是：即使以纯文学的眼光看，晁氏也是当之无愧的文学世家。
二 创作中的家族意识
家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包含父子、兄弟、夫妇——五代以内的血亲族人——五代以外的血亲族人——祖宗等多层级的结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结构必然投射于人们的心理，构成了对家族群体的自我认同意识。一个家族的历史愈悠久，这种认同意识就愈强烈，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即为“敬宗睦族”，而在文学创作中，通常以尊祖和亲情的题材反映出来，“尊祖”与“敬宗”，“亲情”与“睦族”，构成了两两相应的关系。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中，也鲜明体现了这种观念意识。
虽然入宋晁氏一脉始祖应溯源于晁佺，但是因为至其第二子晁迥时始将晁氏光大，至晁迥长子宗悫时更将晁氏推向高峰。因此宋代晁氏族人赞颂最多的是晁迥、晁宗悫这两位对本族发展至关重要的先祖：
我宗之牒，鼻祖澶渊，起国之初，大于文元。（《鸡肋集》卷六十《祭陕州二叔父文》）
至宋而后，文元公、文庄公父子，复以文学、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宗党至数百人。（《鸡肋集》六十五《晁夫人墓志铭》）
晁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为世仪范，而文庄公以忠亮位丞弼，家声赫然。（《鸡肋集》卷六十七《寿昌县君晁氏墓志铭》）
说之高祖太师文元公，自国初为闻人，仕宦极礼乐文章之选。（《景迂生集》卷十七送《送郭先生序》）
不忘文元公之典刑，尚文庄公之珪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
余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显者七世，故家多书。（《郡斋读书志原序》）
应该说，尊崇祖先，称颂祖德是宗法制家族结构在意识形态中的必然表现，也是人类寻根溯源的普遍心理。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都屡屡称颂本族祖先中的著名人物，《文选》中“述德”类诗歌收录的就是称述祖德之作。但与汉魏六朝世家大族动辄上遡前朝祖先，以显血脉的纯正久远不同，宋代文学家族大都是新兴之家，他们称颂最多的是本朝发迹的祖先以及家族杰出人物。一个家族要保持向心力，塑造出这样的杰出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它通过对本朝祖先功德的复述和记忆，增强家族自豪感，号召、激励、团结族人，为光大本族共同奋斗。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给予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是将对祖先的认同和倾慕外化为富有向上价值的具体社会行动和规范，即通常所说的“绍祖德”、“遵祖训”。后人都以能继嗣家声、秉承家风为荣，努力上进，客观上推进了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如晁公武之所以著成目录学巨著《郡斋读书志》，便是因为他“所期者家声是继而已”（《郡斋读书志原序》）。晁谦之也以“继先志”为己任，其《送侄子靖还九经堂》诗云：
少师睦宗族，誉望四海尊。具载涪翁诗，凛凛英气存。我方继先志，爱汝贤弟昆。郊天均霈泽，延赏光子孙。适当强而仕，青衫拜君恩。命驾易千里，玉麟共清樽。半年悦清话，膏车遽还辕。轩昂意气雄，下视鹏与鹍。我今归兴浓，倦游怀文园。送别已凄断，握手何忘言。九经在践履，勤劳穷渊源。勉为门户计，无使群议喧。行轻则招忧，世事难重论。勿贻内举羞，同姓古所敦。
南渡后晁氏亲族离散，谦之极力收恤，恩泽宗族，为晁氏家族在南宋延续下去起到了重要作用。子靖即晁公诗，建有九经堂，好学深思，为谦之侄辈，据诗意推，他也因谦之而恩补入仕。正因为晁氏家族自觉地以道德、文学传家，后世子孙鲜有厚颜无耻和不学无术者，因此才能科第蝉联，蔚成大族。
但是祖先的功德对于自己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一旦后人虽然克绍祖德、秉承家法，仍然未能达到祖先的成就或获得自己所期望的社会回报，往往就会表现出挫折感和焦灼感，严重的甚至性格都发生异变。如晁端禀之曾祖迥、祖父宗悫都望极一时，父亲仲衍也才名高扬，屡受仁宗嘉许，可惜英年早逝，未能给端禀留下太多恩惠。端禀少怀异才，“辛苦学问，欲嗣其家声甚力”，然“官不偶，抱所长莫试，……晩尤自放于酒，一日过故人，饮甚乐，忽悲歌起舞，泣数行下，顾补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暂见之，不知其为开封晁大受也。或窃语以为狂。”（《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努力外，还须凭借多种因素，如时代、运气、天资、寿夭等，由于晁氏再没到达过晁迥、晁宗悫时代的辉煌，因此在晁氏后人那里，这种挫折感是普遍的。在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中，经常伴随赞颂祖先出现的，还有深深的自伤情怀：
文元公起家，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盖具于天爵，实兄弟三人，伯刑部侍郎，补之高祖也，叔吏部尚书，夫人舅也。皆中和孝弟，慈惠而爱人，用钟其庆，六世子孙，男女嫔妇，至口五百……抑晁氏自文庄公秉政，勋业在王室，逮今六十余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
三吴山水喜秋风，白蟹青虾甬水东。独步晁丞孙子到，谁怜憔悴众人中？（《景迂生集》卷六《秋日有感因诵王元之送文元公诗云“追思元白在江东，不似晁丞今独步”之句戏作》）
掩卷忽不乐，扪心空浩叹。家声畏沦坠，世态属艰难。月迎倒门屣，风弹挂壁冠。萧然对孤竹，一笑共衰残。（晁冲之《和四兄以道闲居感叹有作》）
某家故儒也，以是传其世，今五矣。至某德弗能肖似其先人，其业寖衰焉。尚何敢曰家故儒，然乱来，既孤且窭，甚皇皇焉。（晁公遡《嵩山集》卷四十五《上周通判书》）
其中晁说之家族观念最强，吕本中《师友杂志》云：“晁以道笃于亲戚故旧，及有牵联之亲，一日之雅，皆委曲敦叙，后生从而化者甚众。”说之又系晁迥、晁宗悫嫡系子孙，因此他对祖先的回忆更为具体，崇怀意识也更浓厚，挫折感也最强烈。像上举的《秋日有感……》诗，借王禹偁赠高祖晁迥的诗句，既赞祖先文才，又感叹自己沦落。《景迂生集》卷七《牡丹》诗：“牡丹千叶千枝并，不似荒凉在塞垣。宜圣殿前知几许，感时肠断侍臣孙。”（自注云：“祥符中，宜圣殿燕，千叶牡丹有十数枝，宰臣戴焉。文元公时为承旨，特预赐。”）记载的是祖先被赐予与宰相同戴牡丹花的一段荣耀，末一句既是怀念又是自伤。同集卷八《赵妹自咸阳寄华州石缝山芋来，作绝句二首》：“华州石缝无端芋，同谷斋中有恨翁。卯酒调来家法在，蹔时不哭此途穷。”（自注云：“文元公有语云：‘卯饮酒调山薯蓣。’”）“秦中欢喜迎吾祖，知道官家不用兵。今日曾孙何所负，华山芋蓣自多情。”（自注云：“文庄公康定中使关中，会诸将议边事，尔后遂纳昊贼降表。”）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都激起他对祖先深切的怀念和追思，同时又不忘对比自己处境的凄凉。
人是一个富有情感的动物，生于斯世，要求情感有一稳定实在的寄托。中国传统家族观念中，历来把同祖所出，看作一个整体，虽然有亲疏嫡支之分，但都不将之视为外人，即如晁说之所言：“乐难得似新篇乐，亲莫亲如同祖亲”（《伏蒙二十二叔俯和亲字韵诗，不胜钦叹，辄复用韵上呈》）。所谓同姓同德，同气连枝，关系十分稳定。另外，由于“夫为妇纲”、“从一而终”等封建伦常的约束，特别是有了儿女之后，夫妻婚姻关系也相对不易变化。因此，将情感寄托于较为恒定的家族关系的认同上（包括直系血亲的家族认同、旁系血亲的宗族认同以及次生的姻亲认同），就成为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反映于文学，便产生了诸多亲情之作。
晁氏有文集传世的端礼、补之、说之、冲之、公遡，均有相当数量的亲情作品。从其题材和感情投入级别的深浅上，可大致将之归纳为寒暄式和倾情式两种类型。
寒暄式作品多用于表现日常问候、礼节应酬，如赠物、祝寿、访友、招饮、游玩等，感情无大的投入和意外刺激，相当于我们平时给亲友打个电话，拉些家常，说些小事，或逢年过节时的例行问候。这些作品数量最多，但由于感情投入程度不够，很难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它的存在。一方面，从社会功能看，它起着联络感情，加强家族中彼此的位置感，满足个人归属需要的作用[7]；另一方面，诗人为了使自己的寒暄达到突出的效果，也为了满足自身写作时的创造欲望，总要在艺术技巧和文字表达上下工夫，使自己的作品不致流于陈词滥调。分别举晁端礼、晁冲之、晁公遡三代人作品一首如下：
谪仙海上驾鲸鱼，谈笑下蓬壶，神寒骨重真男子，是我家、千里龙驹，经纶器业，文章光焰，流辈更谁如？ 渊明元与世情疏，松菊爱吾庐。他年定契非熊卜，也未应、鹤发樵渔。手栽露桃，亲移云杏，真是种星榆。（晁端礼《一丛花》）
锦袍昔是诗成得，别墅今非棋赌来。山蔚蓝光交抱舍，水桃花色合围台。通人竹坞深深入，谢客松扉远远开。定与西湖争胜负，只应惟欠使君杯。（晁冲之《次韵再答少蕴知府甥和四兄以道长句并见寄二首》其一）
春风殿阁百花香，欲去题诗细作行。闻尔东游有佳句，只应先我赋灵光。（晁公遡《寄子兼弟，时闻有平都之游》）
晁端礼的词是为补之生日作。上阕言补之是谪仙下凡，骨相神奇，才可经纶。下阕言补之生性高洁，归隐田园。又转而写此种归隐不会长久，肯定会被帝王重用，那时为国培育的贤才将如满天繁星，虽意俗而语新。末三句将世俗富贵饰以仙界物事，含蓄巧妙。
晁冲之的诗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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