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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宋小说发展的文、白两途

时间:2009-8-8 16:43:45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唐代,文言小说以传奇的形式达到高峰而后急剧衰落;宋代,白话小说以话本的形式骤然兴起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时间上的关联导致了它们之间有一种线性关系的误解,认为文言传奇的退潮为白话话本的发展打开了空间。本文认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各有自己的发展脉络,二者本来就不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他们的兴衰受制于它们自身的内在机制,之间虽有一般意义上的影响但不存在前后的延续关系。
 
【关键词】 语体 文言小说 传奇 白话小说 话本

 中国的文言小说,自魏晋起经过四、五百年的孕育,到唐代喷涌而出,蔚为壮观。当时的唐人自己,似乎的确如前人所言,“楚辞、汉史而后自应有此一段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唐人第神遇而不自知其至耳”①,所以尽管传奇一度在文人中流行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当回事,如果不是宋太宗有了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的兴致,那些东西恐怕早就散失了。而保存了传奇的宋代文人,却没有那份机缘与才情,也就在宋代,传奇却又骤然淡出了。

  唐传奇勃然兴起的同时,另外一种语体的小说——白话小说悄悄地成长发育了。宋代,当文人们玩不转传奇时,那些不起眼的市井小民光顾的勾栏瓦肆中,却流行起一种“说话”,真是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自成一方天地。

  文言小说的炽而复衰,白话小说的悄然兴起,时间恰都在唐、宋之间。因此,通常认为这其中自然存在一种存续关系:是唐代传奇的兴起为说话打下了发展的基础,而话本正是中国小说在传奇之后的新的变体。于是,中国小说的文、白两途被混在一起讨论了,中国小说史被赋予了一种前文言、后白话的线性状态。

  但这是值得商榷的。唐宋时小说的文、白两途,各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它们的发展不在一个空间,兴衰受制于它们自身的内在机制,有一般意义上的影响但不存在前后的延续关系。

              文言传奇:兴衰成败自有因

  初盛唐时期的传奇,虽然篇幅不多,却极具形态意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和《游仙窟》三篇,在时间上恰巧既有跨度,又有先后顺序,沿着这个顺序看,我们则可以看到一条鲜明的演进痕迹。②

  《古镜记》被认为是最早的唐人传奇,故事以王度自叙的形式出现,讲述了主人公自天下奇士,汾阴侯生处得到一面古镜后,与兄王绩携古镜出游而降妖伏魔的故事。这十多个故事,除了以兄弟俩为串联线索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拆开看与六朝志怪并无多少区别,只是描写上稍见细腻而已,如其中“李敬慎家三女”一段,除安排现场捉怪外,还写了白天先刻断窗棂四根,以防夜晚捉怪时难以入门的细节。但是,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这种简单串连的结构,已是大大的拉长了篇幅,初步有了整体感,这是魏晋六朝小说——无论是志人还是志怪——都没有做到的,《汉武故事》、《洞冥记》都是以同一个人物汉武帝、东方朔为主角,一个个小故事罗列排比,就是没想到串联;《世说新语》也多次说到石崇、王恺、阮籍、嵇康等,也没有想到串联成一个整体的故事。

  《补江总白猿传》是初盛唐传奇小说的第二篇。作品的写作时代大约在初、盛唐之际,较之《古镜记》稍晚一些。但虽然仅仅是稍晚,《补江总白猿传》已经表现出了比《古镜记》更积极的进步。故事里的欧阳纥领兵南征,带了他的美貌妻子随行,征战中,其妻被白猿盗去。这个故事的题材本来也不新鲜,汉代以来的笔记中就多有猿猴攫人妻女的记载,现在重拾其事,也就是一个志怪故事。但可贵的是,作者将这个故事充分展开,曲折多变,其细腻描写的程度和情节的完整,前所没有,即《古镜记》也不能望其项背。

  《游仙窟》故事的主人公自叙一次偶然行至崇山峻岭中而进入神仙窟,与其中十娘、五嫂及众多侍女欢会调情,并与十娘共赴衾枕,然后惜别离去。这种构架显然来自于六朝志怪中的洞仙故事模式,只是封建文人纵酒狎妓浪荡生活的一种浪漫形式。小说本身也具有较浓重的色情成分,格调不高,行文又杂夹赋体,比较难读。但《游仙窟》还是表现出难忘的魅力:第一,故事情节本来很简单,但篇幅很长,描写的重点由事、由神转向人物,对人物的刻画十分细腻繁复,穿插了大量宣染环境和煽情的诗歌,显然又向成熟的小说跨出了一大步。其次,与先前所有的神怪故事不同的是,《游仙窟》以男主角的第一人称自述口吻来叙事。这也应当看作是一项革命性的变革。这样,作者和读者不再是默默无闻的旁观者,而会较大程度地参与到故事中来,有意无意的成为故事中的主角

    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去看,这些作品有些描写的技巧可能还不算太成功,但毕竟开了先河,此后不久大量优秀的、成熟的作品面世即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种进步的光明前途。

  广义的优秀与成熟首先指题材取向中的现实性、深刻性。唐朝前期的政治比较宽容,特别是实行科举考官制度,打破士族对政治的垄断,为广大知识分子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所以唐代士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像他们的六朝前辈那样因对前途绝望而变得远离社会、愤世嫉俗,而是开始以一种现实而清醒的态度面对人生。而当他们真的跨入仕途后,便以杰出的才能和实干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此时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上层社会的附庸,关心现实则成了必然——在诗歌里,我们看到了王绩,看到了初唐四杰,看到了陈子昂;在小说里,使传奇小说突破志怪的樊篱,面向广阔无垠的现实世界,也是非常自然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传奇走出了志怪的题材局限,正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游仙窟》与《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一步一步的抛弃了精怪的故事,而慢慢的学会了写人,写人的故事。类似于志怪的题材当然还有,但显然可以区别的是,传奇的使用目的已不一样,价值取向也不一样,鬼神妖狐,不过点缀而已,《任氏传》、《柳毅传》都是范例。

  一些涉及仕途、官场和唐代政治生活的作品,更具有了深刻的讽刺意义和批判态度。在这些故事里,作者以一种理性的态度,以生动可感的故事形象反思历史。历史上的唐玄宗,早期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后励精图治,选贤任能,整肃朝纲,创造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然而至晚年,他却变得不问朝政,一心游乐,多欲荒淫,最后终于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惨痛局面。《东城父老传》《长恨歌传》都是以玄宗荒淫误国为题材,直刺唐代政治。《虬髯客传》将故事的背景放在隋末纷争之时,但却应当看作是与现实相关的作品,之所以写到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和功臣李靖,恐怕和晚唐藩镇割据,世事乱离的局面有关。时代的动乱和灾难,自然让人想起唐初的升平盛世和对李世民等的怀念。

成熟的另一个标志则是形态的稳定性和围绕其基本形态的的精心修饰——即多种艺术技巧的使用,从不知作者的单篇到个人作品的结集,我们都看到了一种风气、一种趋势的形成。很显然,传奇的每一部作品在保持自己艺术个性的同时,又都遵循着共同的规范,至少每个故事都具有了结构的完整性和对曲折情节的追求,至少每个故事的过程描写已引起足够的注意,至少叙述语言的生动易接受已显示了吸引读者的魅力,像魏晋六朝时随意的纪录已不复多见,像《游仙窟》那样过渡性的骈散相杂的文笔形式也已被淘汰。

  中唐以后的传奇,一般都比较注意情节的曲折委婉。以《莺莺传》为例,为了营造莺莺的出场效果,先做了大量的铺垫交待,使得整个故事的发展非常合理;而莺莺出场时,先抑——“久之,辞疾”;后扬——“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其出奇不意,使得一向以不近女色自矜的张生为之惊艳倾心。这样的手法和艺术效果,已完全不是志怪简朴的记事可比。而作为出身于“财产甚厚,多奴仆”的大家闺秀,莺莺从小受封建礼防的教诲。所以她冲破封建礼教藩篱、选择自己的终生幸福时,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写她有所犹豫,几经动摇,乃至反悔,再三再四,也非常合理。你看他知道张生的意图后,先以红娘提醒张生可以求取;后来答应张生的请求,以诗相约,十五之夜,幽会西厢;临到见面之时,她却又以封建礼教严词训斥之;而几天之后,她又情不自禁,以身相许了。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揭示了人物矛盾的内心世界和她挣脱封建礼教禁锢的痛苦而艰难的过程,丰富了人物的形象,而且更增加了其结局的悲剧性。

  成熟的最后一个标志,是传奇语体的成熟。但这种成熟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产生的制约也是造成传奇衰落的重要原因。

  鲁迅说,远古时人们劳动的号子是诗歌,休息时的闲谈是小说③,大家当然都能理解这种最基本的比喻。但我们也会发现,口头的吟咏很快就有了文字的修饰,诗歌很早就以文字为表达形式,虽然也从现实中吸取营养,但主要来自文字构成的文化积淀;口头的故事却从远古以来一直在口头流传,很少被原原本本的记录为文字。这个现象,叫“言文分离”,可以算是汉语的一个特殊现象,也可以说是汉语的方快表意象形文字带来的一种历史病态。以表意为主的方块汉字,在发展中结构与形状越来越复杂,难认、难记、难懂,很快就成为了上层社会少数人的专用工具,和大众社会生活所使用的口头言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从先秦到唐一千余年间,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也是在“言文分离”的状态发展的,无论是它寄生于神话、寓言、史籍时,还是独立以笔记形式出现时,它的最主要的营养源还是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是文字的书面的文化积淀,这就决定了它与实际生活特别是与普通民众语言有相当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只能成为士大夫的工具,它的创作和接受,都只能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文化环境和社会圈子里。

    我们看到,唐传奇曾试图走出狭小的圈子,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为它的变化创造了条件,大批庶族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为政坛带来清新,也为传奇带来了新的题材和主题,造成了一定时期内传奇的繁荣。但是,外部条件的所带来的变化毕竟是有限的,庶族知识分子所能开拓的题材也是有限的,到晚唐,大量的传奇还是回到了志怪、猎奇的老路上。在宋代,文言的笔记数量不小,可以称得上传奇也就是称得上是小说的作品也有一些,然而精品就少得可怜,除了在题材上略有变化外,整体上就像是沿着轨道下滑的唐传奇的一个尾声。到清代中叶,文言小说出现了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一次中兴。蒲松龄把文言的魅力发挥到极致,但我们客观的说,《聊斋志异》之能够成为中兴的标志,正在于蒲松龄作为一个另类文人加入的新的题材与审美意象;有一个直接的对比,当时号称天下第一才子的纪晓岚就如打擂台般的写了《阅微草堂笔记》,内容不可谓不丰,文笔不可谓不精,可就是翻不出新意。因为什么?因为纪晓岚就是当年写唐传奇那一类的文人,纪是才子,唐代文人也是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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