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以上的表述必须加上一些限制性的定语——“真正的”文学或者“理想的”文学。可是，如今的文学恰恰正在往相反的方向演变。文学正在边缘化；另一方面，种种文学之外的力量试图敲开文学的形式，改造文学。强权对于文学的干涉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所遭受的另一些压力也不容忽视。电影对于文学的表述语言产生了哪些影响？电视如何夺走了文学的读者？广播站点的增加给文学带来了什么？流行歌曲冲垮了传统的诗歌吗？畅销书的写作模式起的是什么作用？小报上离奇的故事会不会比正统的文学更为引人？通俗刊物的巨大发行量是一种启示还是一种打击？读图时代会导致文学的瓦解吗？忙忙碌碌的读者还有没有时间阅读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计算机网络上的文学与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学具有多少根本的差别？……至少可以从这些有趣的问题之中看出，冲击文学传统的因素增加了许多，意识形态征用文学的手段也隐蔽了许多。各种流行的文化样式熙熙攘攘，文学既给予抗拒，又给予合作。文学企图固守传统，保持既定形式，但文学又不得不在多方的周旋之中赢得新的空间。总而言之，现代主义式的反抗、拒绝和孤独的愤怒渐渐过时；后现代主义式的解构、融合和大众化逐步占据上风。文学与商品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靠近，或者已经成为走俏的商品，甚至开始大规模的产业化。文化生产正在诞生种种前所未有的形式，文学的经济意义成为一个令人垂涎的主题。这时，文学编织到一个愈来愈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出现种种明显的或隐蔽的互动。例如，一部电视肥皂剧的情节特征可能与广告赞助商推介的商品、电视台播放的时间段、剧情介绍的文辞以及掌握家庭采购权的主妇存有彼此制约的连锁关系。文化研究的重大议题即是，揭示文学背后的文化脉胳，揭示文学批判性的当今形式，揭示文学的批判性如何转入另一些文化样式，得到增加或者削弱。人们已经对文化研究的理论渊源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的思想，罗兰－巴特对于日常文化符号的分析，如此等等。的确，只要意识到中国文学正在进入某种新的历史结构，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些理论阐释的巨大活力。

    文化研究不存在一个充当“大叙事”的理论纲领，种种个案分析并非某一个理论体系的派生物。文化研究仿佛显示，具体的、深刻的理论分析远比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重要。这也暗示了理论趣味的重大转换。黑格尔式的理论体系不再是一个输出各种理论命题的中心结构，整体化的理论图景已经破裂。人们生活在每一个历史局部，不要用形而上学的大概念掩盖各个历史局部的特征，并且强行虚构一个统一的逻辑，一个和谐的理论场。文化研究描述每一个文学个案的理论形象，描述它们的独特理论精神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许多时候，这些毫不雷同的理论形象恰恰对于整体化理论图景形成了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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