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图志实现文化通观，起码应把握四端:首先是“通”在求对应。既要阐释，就得寻找阐释的可能性，寻找与文学史现象存在着内在精神联系的图画类型，如此才能使“文化通观”得以“通”。内在精神联系有直接的间接的两种。比如你研究诗歌就去找诗意图，研究小说戏剧就去找小说戏剧书中的绣像和插图，这属于直接的，可以直接的窥见作图者对文学原作的体验和理解。间接的方式就更多，可以从肖像画去体验作家作品的气质，可以从改编成戏剧的插图去反省作为本事的小说，也可以从神仙画去联想怪异小说。有潜在的精神联系而间接性越大，其解释的难度就越大，但可解释的空间也越大。

宗教石窟的壁画和古墓出土的明器，是为宗教信仰和灵魂信仰而设，这就同联系着民俗信仰的志怪书和神魔小说，难免存在着某种精神对应的关系。当我们欣赏着武昌桂子山出土的兽首人身、着袍持笏盘坐的隋代生肖明器鼠、牛、猴青瓷俑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欣赏着西安韩森寨出土的十二生肖明器的兽首人身、着袍拱手站立陶俑的时候，在为它们的憨态或像模像样的端庄态会心一笑之余，再去探讨它们的来龙去脉，发现早在殷商甲骨就以十天干、十二地支记日，《左传》僖公五年有“龙尾伏辰”的话，秦简中也闪动着它们的面影了。东汉王充《论衡·物势》诸篇，更是正面地对十二生肖进行驳论，于此前后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又说:“吴在辰位龙，故小城南门上作龙。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可见十二生肖已成了广泛的定型的民俗信仰。这种人与动物生命相通、命运相应的超逻辑思维，是与古代小说的志怪述异思维可以互相参证、或互求通观的。从王充的驳论提到“天有四星之精”苍龙、白虎、朱鸟、玄武，又反对天地合气生人的目的论来看，十二生肖的形成可能和四星、二十八宿之类的星禽想象有关涉，而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可能是中国古时“气论”的巫术化。干宝《搜神记》卷十二说“天有五气，万物化成”，在把“五气”阴阳五行化和巫术化之后，他谈论起“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 入海为蛤;千岁龟鼋，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千岁之蛇，断而复续;百年之鼠，而能相卜”一类怪异变化了。志怪小说中有许多人兽互变的故事，直到《西游记》，十二生肖都出来参加神魔之战，最著名的是猴（孙悟空）、猪（八戒）、牛（魔王）。把十二生肖俑和志怪、神魔之书进行“文化通观”，对于中国民俗信仰的深层理念和中国文学的生命移植原理的渊源，都能获得更进一层的了解。

其次“通”在辨源流。在追踪和分析文化流程中，把握文学文本的位置和意义。比如佛教内传之后，观音信仰势力甚大。佛教有观音三十三变化身，或包括千手千眼观音在内的密宗六观音，《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观世音见比丘尼（尼姑）身，优婆夷（女居士）、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总之观音性别身份变化莫定。北宋的《水月观音像》、《菩萨像》，明代的《龙王拜观音像》，均有颊间虬髯作男相者。但这期间、尤其是其后，众多观音菩萨像已是女性，明代丁云鹏的《观音图》，女性的白衣大士端坐于天空开朗的岩石上，旁有净瓶竹枝，双睑下垂作冥思状，意境已有几分女人化了。清代金礼嬴的《观音图》，观音自然地坐在狮子上，面容端祥，秀发委肩，谛视着伏地爬行玩耍，作民间婴孩状的善财童子，前有一杆秀巧的白鹦鹉架。那只是狮子如果换成坐椅绣榻，就与大家少妇享受天伦之乐没有太多区别了。观音化身由男变女，大概是由于佛教来华随乡入俗，接受“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改造，并以《易经》坤卦“厚德载物”的品格变通了佛教的大慈大悲。但也许并没有那么玄，只是由于观音的信仰者多为牵挂一门的吉祥平安的少妇老妪，在到底讲究男女之防的中国社会，把他（她）想象成心地慈祥的姑母大姐型更为方便。这种带有几分平民化和妇人化的身份，使观音菩萨在《西游记》中成为唐僧取经的护法神，却总是散发着一点人情味。她七番八次地帮助他们排难解厄，每次到来都不刻板，一次有一次的神采。她要约束孙悟空的猴性，就抓住猴子爱戴彩帽的特点，耍一点欺骗的小心眼，把紧箍儿套到孙悟空的头上，使他不辞千难万险去实现护卫唐僧到达西天取经的生命承诺。就是孙悟空向她借净瓶水扑灭火云洞红孩子的三昧火，她也没有忘记幽了那猴头一个默:“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功夫又来寻你?”只要把宗教画卷、文人画幅和小说书相互通观参证，就会领略到观音菩萨不像高高在上的如来佛祖那么庄严、玉皇大帝那样刻板，倒有点像《西游记》把太白金星变成一个忠厚有礼的老头一样，成为人类永远慈悲、永远美丽的姑母，成为消解人间精神焦虑的超级心理医生。《西游记》观音作为观音菩萨形象衍变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加深了民间的观音信仰。

其三，“通”在参同异。图志与一般的插图本文学史的区别，在于它的图画的采用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那里已存在一个文学史整体而把图插进去，形成版本学上的变化，而是与文学史文字表述组成一个互渗互释的生命整体，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学上的意义。对图进行文化学的开发，是图志学的根本宗旨。因为各种类型的图是一个庞大的意义系统，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我早已说过，图也是一种语言，一种用构图、线条、色彩、情调组成的没有文字的语言。甚至考虑到中国文人画常有题款，历朝收藏者还有鉴识文字，图画语言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应该包括图上文字。然而图画的类型

不同，它的时代和文化层面不同，导致它对 文学意义的反映和折射千差万别。比如年画则更多俗趣，它除了吉祥主题和门神、灶神一类神像较为模式化之外，涉及小说戏剧故事，常用质朴出格的构图、大红大绿的施色，渲染出相当奔放的民间趣味。陕西凤翔的《庇（辟）马瘟》年画，绘一全身毛如刺猬的猴子，立在松树下，手持蟠桃，肩上伏着一小猴，怯生生地想触摸桃子。这是贴在牛棚马厩上的，利用《西游记》曾封弼马瘟的孙悟空威灵来避免马瘟牛疫，可见小说对民间心理的影响。清代的天津杨柳青年画，大概有一位专绘《红楼梦》故事的高手，无论是今藏俄罗斯的《藕香榭吃螃蟹》、《宝琴折梅》、《潇湘馆》，还是尚存国内的《红楼梦怡红院》、《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刘老老醉卧怡红院》、《椿龄画蔷痴及局外》，都是俊男靓女趣妪，套色鲜艳，落笔大方，富丽堂皇，可见民间作为贴壁画，突出的不是《红楼梦》悲剧，而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富贵气。苏州桃花坞清代年画，取材于《施公案》的《叭蜡庙》戏曲画和取材于《水浒传》的《快活林》戏曲画，都构图明快，刚健鲜丽，生面别开。尤其是那幅《忠义堂》，宋江的左右是吴用、公孙胜（却缺了卢俊义），赤发鬼刘唐和黑旋风李逵两个一红一黑的大汉在宋江身后虎视眈眈，前台的急先锋索超似乎跟大刀关胜争执着什么，缩在一旁的矮脚虎王英竟比他的太太一丈青扈三娘矮了将近一半。这还不足奇，更奇的是屋顶上吊下一根很长的横杆，有五员好汉姿态各异地在杆上杆下表演杂技。母大虫顾大嫂和不知哪里来的乐大娘子，单手或双手握杆，侧体表演着绝技。拼命三郎石秀佩刀做出跳马的姿势，仿佛要在忠义堂上表演跳楼。白日鼠白胜屈腿挂在杆上，鼓上蚤时迁单臂悬在杆上，都是一派跳梁小丑的滑稽相。全画只22人，却热闹非凡。画师以俏皮的眼光欣赏着这个《水浒》群体，在他们无法无天的聚义中看出一分正直、二分亲切、三分幽默，这就是民间年画的《水浒》观。

最后，“通”在察正变。由于图画的类型众多，分布的时代、地域和社会层面非常广阔，它对文学史的阐释也就呈现出开放性或放射性思维形态。它可以出入于古代和后代，出入于人心和社会，出入于文人和民间，出入于闹市和废墟，直至出入于国内和国外，这就涉及各各不同的文化价值标准、认知距离、再现形式和审美趣味。《游仙窟》的作者张文成在新旧《唐书·张荐传》的附传中，虽是“早慧绝伦”的“青钱学士”，却被视为“性躁卞，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姚崇尤恶之”。对其文章好恶甚殊，“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但是在礼教道德标准相对稀薄的邻国甚受欢迎，“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 ⑤ 。由是《游仙窟》在中国本土失传，到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始著录此书，民国年间章廷谦（川岛）据日本保存的通行本《游仙窟》、醍醐寺本《游仙窟》以及流传于朝鲜的另一日本刻本，重新校订标点，请鲁迅作序，于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这是《游仙窟》文本返回故国，但不见有插图。我于2000年在日本东京访得《头书图画游仙窟抄》，为17世纪刊本（元禄三年庚午，为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插图中张郎的胡须撇在两颊，女性脸作鹅蛋型，尤其是官员的幞头不像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那样两脚下垂，而是双翅上翘，与晚唐、宋代的硬脚幞头帽式相近，均带有日本风。除宴饮歌舞狎昵之外，还有沙场征战图，不尽合于原文，大概是译本增加日本尚武风尚了。日 本有关中国小说的绘画，以19世纪初葛饰北斋画的《新编水浒画传》最驰名，全用浮世绘笔法。浮世绘还有日本山口县立美术馆之浦上纪念馆藏的《三国》、《水浒》、《西游》人物故事的大幅锦绘，造型奇特生猛，用笔繁密浓丽，折射着日本民间对这三部奇书的充满着强悍的野性激情的体验，这使我们多少可以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过程中如何使之日本化了。这其间对文学意义的表达，存在着许多此与彼、正与变的饶有意味的文化话题。由此可知，图志学也讲究“文化原我”和注重“文化生态”，只不过它的讲究和注重另辟新径，别开生面。它以文学文本为中心进行的文化通观，有可能开拓出非常广阔的文学史解释视野，释放出浩瀚的被闲置多时的文化资源，在文本和图画两个符号系统的碰撞融合、互动互释中，使我们的文学史解释在多维证据法中充满悟性和情趣地展开，从而推动文学史撰述方式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这里隐约有一个新的学术天地在召唤我们，哪怕道路崎岖，颠踬而行，也应顽强地走下去。

注释

①《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2页。

②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载1937年8月上海《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

③《史记》第1册第91页;《清史稿》第2册第1页，均据中华书局校点本。

④晋朝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碑》所引汲冢《周志》，碑文收入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八十六。⑤《新唐书》第16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979-4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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