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融合却是扬弃各自片面性的融合。“否定性话语”对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分析与批判性评价无疑是深刻而精湛的，但是这种思路也把大众置于了永远的愚昧、顺从与受奴役的位置。不相信民间存在着力量，拒绝民众的支援，完全否认大众拥有认知的能力与反抗的愿望，而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的精英身上，那么，所谓的批判也就真的成了只能在一小部分专家学者的书斋里秘密旅行的密码语言，批判因其回避了实践的功能而变得空洞了。“肯定性话语”意识到了武装并发动大众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并进而强化了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这样一种心态与姿态当然是非常珍贵的。但是由于这套话语的逻辑前提是“艺术政治化”，这就使它与政治形成了种种暧昧关系。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语境思考还是从现实的层面考察，大众文化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立场，它既可以成为“革命”政治的武器又可以成为“反革命”政治的工具。既然如此，肯定性的理论话语又如何保证大众文化只成为指向共产主义的“放电器”而不成为极权主义的“传声筒”呢?

因此，我们虽然可以承认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存在着“整合”与“颠覆”两种基本的运作模式，但是我们并不承认对大众文化一味的否定或肯定就可以抵达一个理想的彼岸。这应该是我们对待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态度。

注释

①第一次由《拱廊计划》的写作提纲《巴黎:19世纪的都城》引起（1935），第二次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而发生（1936），第三次的导火索则是《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1938）。

②See Rolf Wiggershaus，The Frankfurt School:Its JJHistory，Theories，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trans.MichaelRobertson，The MIT Press，1994，pp.191-193.

③See Michael Lowy，On Changing the World: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fron Karl Marx to Walter Ben-jamin，London:Humanities Press，1993，pp.133-141.

④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指出:“研究所成员中，对大众文化分析最广的是洛文塔尔。”罗伯特·萨耶尔也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把注意力转向了大众文化，洛文塔尔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则是最积极的成员。”See 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lmagination，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212.Robert Sayre，“Lowenthal，Goldmann and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in Jay Bemstein ed.，The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Assessments，VolumeⅡ，London:Routledee， 1994，p.277.

⑤洛文塔尔曾如此解释过他与阿多诺之间的分歧:“阿多诺曾经敦促我要反复去写一些当代文学的东西，我没有这样做。在通常意义上，我大概更是一位文学历史学家。无论如何，直到今天我依然拒绝把‘社会学的’陈述与现代文学捆绑在一起。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现代文学还没有经过历史之筛的筛选，所以很难作出区分，……另一原因是在我看来，文学社会学对于纯粹的审美沉思来说是辅助性的。”洛文塔尔的这一解释实际上同样适用于他对大众文化的思考。Martin Jay，ed.，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128-129.

⑥洛文塔尔在其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中更多采用“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这一中性的概念，而较少采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所使用的带有贬义色彩的用词“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据笔者统计，此书中使用到mass culture不到10处］，即可看作他淡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立场的一个症候。

⑦洛文塔尔曾提出建议:“只有以反驳的方式，或者以质疑‘真正’艺术保卫者的基本假定的方式，对通俗艺术进行理论保护似乎才是可能的。

比如，我们可以对高雅艺术之功能这一普遍的假 定提出质疑;还可以对根源于蒙田与帕斯卡尔那种通俗产品只能满足低级需要这一隐含的假定提出质疑;最后，由于对通俗产品的谴责总是与对大众传媒本身的谴责连在一起，我们因此还可以形成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大众传媒就一成不变地注定是低俗产品的媒介。”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Inc.1961，p.45.

⑧马尔库塞研究专家凯尔纳指出:“在30年代，马尔库塞确实与‘研究所’存在着一些政治和理论上的分歧。1974年，他曾告诉过费尔·斯莱特（Phil Slater）他与霍克海默有过政治上的争端，他认为研究所的著作与出版物‘太心理学’了，缺乏一种丰富的经济与政治的维度。由于霍克海默严格地控制着研究所的出版物，成员之间的政治分歧与争端不允许在公众中浮出水面。霍克海默觉得那种流放的岌岌可危的局面需要‘研究所’在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时要格外小心。马尔库塞告诉我说他只能‘服从这一纪律’而没有别的选择。”Douelas Kellner，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128.

⑨罗威认为，马尔库塞与本雅明都是在对德国浪漫主义与艺术问题的研究中开始了自己的思想生涯，又都是在20年代开始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而到了30年代，他们又都是在卢卡奇与柯尔施的影响下开始了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交往，他们都激烈地批评过社会民主主义，期待社会主义的革命变革，但他们又都拒绝加入共产党。他们大概只在1933年的德国或者巴黎相遇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联系。罗威认为，本雅明的思想中无论是犹太救世主义还是乌托邦的无政府主义，都植根于“德国浪漫主义”这样一种文化基础之中;而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又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极之间左右摇摆，因此，当马尔库塞的浪漫主义情结在50年代占了上风之后，本雅明开始在他的记忆中复活了。Michael Lowy，On Changing the World: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from Karl Marx to Walter Benjamin，Lon-don:Humanities Press，1993，pp.133-136.

10 Walter Benjamin，The Arcades Project，trails.Howard Eiland and Devin McLaughlin，Cambridge:Belknap Press，1999，p.395.

11 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134-135.

12 Martin Jay，ed.，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87，p.252.

13梅·所罗门编:《马克思主义与艺术》，杜章智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79页。

14Walter Benjamin，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trans.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London: Verso，1992，p.239.

15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337页。 16费斯克既认同“伯明翰中心”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又大量使用了罗兰·巴特、米歇尔·德塞图（M.De Certeau）的符号学理论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17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8 John Fiske，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Boston: Unwin Hyman，1989，p.43.

19在当今的西方，甚至连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已经学院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指出:“几乎所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集中在各个大学，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参与改变社会的政治活动。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主要是通过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圈子形成的，而不是因为我参加了什么社会政治活动。因此，可以毫不隐讳地说，我们都是‘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尚且如此，后现代主义者也就可想而知了。见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十四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20这里反其意而使用了国内学者朱学勤的说法。他认为相对于上一代富有革命气质的批判者（如恩格斯）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但在笔者看来，实际上比法兰克福学派更不堪的是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朱学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虽一针见血，却也存在着某种偏颇。从思想谱系上看，这种来自“自由主义”者的言论却更像西方新左派的中国版本。参阅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75页。

21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22 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26页。

23 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trans.Matthew J.O’Connell and Others，New York:The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2，pp.245-246.

24马尔库塞指出:“没有幻想，所有的哲学知识都只能抓住现在或过去，却切断了与未来的联系，而未来才是哲学与人类真正历史之间的唯一纽带。”Herbert Marcuse，Negations:Essays Jn Critical Theory，trans.Jeremy J.Shapiro，the Penguin Press，1968，p.155.

25Douglas Kellner，Critical T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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