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人类文化的发展一直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或曰贵族主义意识，尽管精英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来说，精英主义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认为人类社会始终是不平等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平等，社会中总有极少数人在财产、素质、知识、道德、文化等方面优于常人，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导致社会分为精英与群众两个阶层；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阶级，统治阶级是极少数，被统治阶级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文化领域也不例外。二是批判所有的民主理论，彻底否定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主权在民”或“实现人民的意愿”等民主理念，倡导一种民主精英政治，认为现代国家可以实行间接民主、民主是精英多元主义的输入方式，其实质就是民主的独裁或曰开明的领袖统治；而文化上的民主只是对此前绝对化的精英控制式等级阴谋的平衡。然而，二战以后文化发展中精英主义的式微却是无可挽回，就连一直存在较重精英主义倾向的英国文化也在迅速调整。美国学者埃伦•迪萨纳亚克在谈及当代文化范式的转变时说：“在过去的200年间，随着贵族权利和贵族理想在整个欧洲世界的衰微，普遍显示文明行为特点的那种繁文缛节和矫揉造作也受到人们的怀疑。华兹华斯赞美在乡村百姓的自然语言中所发现的美；从他的时代以来，诗歌离数千年来标志着诗歌之所以是诗歌的那些特点越来越远了：强烈而容易分辨的韵律，诗行末尾的韵脚，对语言的人为的和夸张的使用，以及对共同的——而不是个人的和怪僻的——情绪的表现。20世纪的西方艺术家特别关注使艺术更加自然（使用来自日常生活的普通素材或者描绘卑微的、平凡的或粗俗的主题），并且表明，一旦自然被审美地对待，它就是真正的艺术。模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把边缘或凌乱无序的东西抬升到艺术的地位，声称平凡而单纯的东西也不亚于费力而复杂的东西，这些都是在此之前发现艺术与生活的差别以及它具有的特殊性就是它存在的理由的那些艺术家们前所未有的关注。……目前在这个社会中，自然被提升为文化，自然和自然之物被看作稀有和‘特殊的’，被当作某种想要的东西有意插入文化。”[11]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新技术革命，开始将世界带进后工业化时代，使人类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文化范式大幅度调整，出现了现代人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学术界或根据这种新型文化与后工业社会的联系而将其称为后现代文化，或根据它的媒体及消费特性而称为媒体文化、消费文化，或根据它的主流形态而称为大众文化（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依据具体语境的要求而在大致相当的意义上灵活使用这些称法）。由于这种新型文化建立在消解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基础之上，使得无经典确切说是无从确认经典成为这种新型文化的突出标志[1]。除了媒体技术因素之外，建立在现代科技发展基础之上的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市场原则，也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的状态：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的诸多文化特性及其价值实践，在一种缺少相互间逻辑联系的过程中奇特地相互集合在一个社会的共时体系之中；中国当代文化形成了由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形成与后工业文化侵入所共同构成的“新文化格局”，于是当代中国便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挑战[12]。在显层面上，这些多元的文化因素交错共生；在深层次上，整个社会正潜在地不知不觉地经历着并将在新世纪初继续经历一场巨大的文化变异和转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完善，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开始发生重大的变革和转型。审美文化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便是一个显著特点。经典文化之为经典就在于它的权威性与传统性，这二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权威性文化才可能形成文化传统，而文化一旦形成传统也便具有了权威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权威则赋予这一活动以中心价值意义。譬如经典文化中触觉最灵敏的文学的经典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语言。经典文学特别强调文本在审美语用方面的范本价值，极力营构出一大批经典话语模式，如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规则；老舍、鲁迅的小说语言模式等。二是母题层面，人类文明进程与民族文化积淀共同构建了文学的经典母题，如生与死、爱与恨、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三是创作手法与风格，经典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总结出系统的创作与风格理论，如典型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等。但是，新文化格局中的经典文学尤其是现在的小说却承受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小说内部实验意识不断增强，出现了很多诸如元小说、零度小说等实验小说；二是外部大众传媒艺术的挤压。当代影视业一方面与小说争夺观众和文化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又将小说降格为给视觉艺术提供参照的脚本，小说的艺术中心地位已经动摇，从主题到创作技巧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反英雄。经典小说侧重表现英雄人物与英雄主义，但新文化格局中小说的主人公在命运面前却毫无英雄气派可言，他们不过是渺小、屈辱、无能的小人物。刘震云在《官人》、《单位》中表现无所作为的平民化生活的同时，便有意识地表现了这种反英雄倾向；与反英雄倾向紧密相关的是反讽手法的运用——这一手法拆解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权威价值。《一地鸡毛》在描写琐碎生活细节侵蚀个人意志与热情的同时，便借助反讽刻画了主角在权力中心的屈从状况；王朔在他那些坑蒙拐骗的故事里嘲弄一切中心与权威，也借助反讽拆毁了神圣的偶像。反讽在此标志着折衷主义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它使那些严肃神圣的原则性对立在语言的快感中化为乌有。总之，反英雄倾向借重反讽远离了意识形态、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从这一点来讲它具有文学本体论意义。小说主题的这一转变反映了新文化格局面临的窘境：旧的偶像与价值体系已被打破，而新的权威尚未确立，文化的严肃性和认真性业已丧失，大写的人变成了小写的人，反英雄充分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美学趣味和处理生活的方式。其次，重构并消解历史。在经典文学的写作规范里，作家总是承受着提高文本历史意义的巨大压力，经典现实主义通过强调历史的意义赋予现实以革命的本质，但现在的小说却企图改写并在改写中消解历史。池莉在《你是一条河》中讲述了五六十年代年轻寡妇辣辣带领一大群孩子在贫困线上的挣扎历程，那些在经典小说中茁壮成长的红领巾在池莉的笔下却像狗一样的活着；在小说中支持辣辣的仅仅是求生的本能，而不是历史神话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刘震云的《故乡何处流传》则将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史演绎成一幕荒诞、暴虐的闹剧。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弥漫着宿命色彩、神秘气息。这表达出对历史的质疑和现实的不确定感受，也是对以往历史阐释的不信任。第三，口语化。口语在经典小说当中仅仅是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技巧，而现在的小说在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口语化倾向。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高度净化和规范化其实隐含着对经典与权威的崇敬，而口语化倾向不仅打破了经典文学中人物语言的庄严与深沉，而且从结构上打破了叙述语言严密的组织性、秩序性；在口语化的叙述对话中，生活彻底抛弃了乌托邦冲动，进入了一个毫无诗意的散文化时代。这标志着由于文化格局的变迁，许多作家从追求形而上的思想升华开始转向深入生活的本真状态，也标志着一种平民化、大众化的价值观念正在悄然兴起。第四，暴力化倾向。莫言的小说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的作品总是洋溢着粘稠的血腥气，总是徜徉在光怪陆离的梦境中，还有许多咒骂声。语言在莫言的随意摆弄下变成了一个胆大妄为的“坏小子”，它从经典小说的表达方式中挣脱出来，上窜下跳、煽风点火，使高大圣洁的经典小说不得不面对一个陌生而丑陋的挑战者。但莫言绝不是在作无谓的梦呓，他对雄伟家族历史追述的动力似乎正来自于对现代文明深深的失望：技术理性为现代文明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剥夺着人类自由和谐的本性。阿奈伊斯•宁评价小说《北回归线》时说：“对客观实在的野蛮暴露像一股赋予人勃勃生机的热血汹涌而来，暴力和淫秽的东西完全保留下来，体现出伴随着创造性行为而来的神秘与痛苦”，小说的主旨“似乎是要淋漓尽致地流露某种激情悲苦的情绪”[13]。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当代小说的暴力化倾向。新文化格局中小说的种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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