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第一部分  语言与阐释意义

1         什么是词语

    事物并不因其存在就有意义的，人类是通过象征符号来把握事物及其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事物没有进入语言就没有意义。词语就是象征事物的语言符号。 亚里士多德都以不 对词语再现对象或观念的能力表示乐观。怀疑论者恩披里珂则认为词语既不能表达也不能显现事物之实际存在，词语与事物根本就是分离的。这一立场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源头。经验主义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词语是观念的名称，而观念指向事物。同时，语言是一种使认知发生扭曲的媒介，因为词语可能只是观念之令人困惑的替代物。洛克（1632－1704）认为，观念是被人们理解和共享的概念，而词语必须明确地体现出此类概念，否则就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东西。不能与观念相对应的词语是不科学、不可靠的。但贝克莱（1685－1753）认为，不含观念的词语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影响人们的情绪、行为和情感。康德（1724－1804）通过强调判断力的重要性来驳斥经验主义的论调。他认为，当我们运用判断力时，我们虽然仍为现象所限，却又能从中找到一种瞬间窥见实在界的方式。判断力也是词语与事物、语言与现实之间的纽带。康德的观点让我们联想起柏拉图的看法，他认为获得与现实之本真状态相符的理想名称至关重要，只有一种构造得宜、搭配得当的语言方能接近那些普通、永恒的抽象概念，从而使知识的交流成为可能。 二十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等认为，存在两种有意义的陈述：一是能被经验证实的，一是依语言规则为真的。前者是科学陈述和日常陈述，后者属于数学和逻辑。至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人之间的正反命题得到了合题。

2         在现实建构中如何使用语言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试图在语言和现实中建立一种对应关系。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由事态而非事物本身构成的。一个命题就是一种现世事态在语言上的关联物：如果事态得到公认，命题就相应为真。他认为哲学陈述是非科学的，因此也是不可靠的，也就是无法在语言中得到令人满意的表述。结论是：凡是能说的，都能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我们就应该沉默。这也导致了一个悖论:对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只能闭口不语。在后期著作中，维特根斯坦不再坚持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意思了。意义可能是模糊的，但仍然发挥作用。在《哲学研究》中，他认为寻找意义本质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语言现象并未蕴涵普遍原则。语言形式千变万化，同样的词语可能会在每一种形式当中使用，然而，同一词语的不同用法并不能使词语在所有的语言形式中保持一致。我们所进行的只是大量互异又互动的语言游戏，每个游戏都受特定规则的控制，而且依此类推，与其他游戏相连。由此看来，词语和意义最终不是根据其正确与否来判定，而是根据其有用与否来判定的，意义是偶然情势下的产物。意义的偶然性构成理查德 罗蒂著作中倍加关注的一个方面，他认为任何事物所获得的意义都不是出自于内在的天性。世界本身并无真假可言，只有句子才有真假之别。如果说真理是句子的一个属性，那么真理就不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定。句子是在不断创造、消解、再创造的过程中形成的人造模型。人类自身也是某些词汇及其在文化中的习惯用法的产物。语言不断创造新词，这些新词并不与更为真实的现实相对应，只是由于偶然性发生变异，必须不断地对现实进行重新描述。

3         行为主义者的方法如何为意义之讨论做出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j  l 奥斯汀(1911-1960) 在《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出，为了使语言具有意义，句子必须满足某种快乐条件：必须指向真实存在的事物或人，必须诚实而又前后一致。另一位对美国现代语言学颇有影响的人物是布龙菲尔德（1887－1949），行为主义语言学之父。他认为意义取决于言语产生和得到反馈的实际语言环境。在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中，可以假定某些词语有意义，因为它们与经过科学分类的对象联系在一起如（动物、植物），但是，当我们进入抽象概念的范畴，诸如爱、恨之类，我们的知识就过于模糊，远远不能精确定义它们的意思。

符号

4         符号如何与意义发生联系

    批判与文化理论的许多重大进展，导源于把语言当作一种符号系统来研究的做法，而对符号系统进行分析的学科就是我们熟知的符号学semiotics。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作是符号的系统：口头语言和视觉语言，各种动作、姿态和手势，建筑和家具，服装、饰物和菜单等等，都是符号学要破译的对象。符号并不包含明确的意义或观念，而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线索，让我们能够借助解释去发现意义。只有当符号借助人们有意无意采用的文化惯例和规则得到破译，符号才会呈现出意义。

5         结构主义语言学以何种方式改变了传统的语言研究方法

     在索绪尔（1857－1913）之前，语言研究一直都隶属于哲学学科，其主要工作是追踪个别语言和群落语言的历时性发展，索绪尔彻底改变了语言研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致力于在给定的时间点上描述语言系统的状况。同时，他还区分了语言与言语，前者是整个语言系统，后者是特定的言说。最重要的是，他提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他认为符号由两个部分组成：能指或声象及所指或曰符号所指涉的概念。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是传统约定俗成的。这些约定因文化的不同而迥然有别。比如，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词语就有好几个。意义并非来自于符号本身的某种品质，而是符号与符号之间差异的产物。就像国际象棋一样，每一个符号只有同语言中的其他符号建立起联系，才能获得意义。句子建构中的两种活动——选择和组合可以说明这一点。句子中实际出现的词语总是暗示着所有本可替换但没有出场的词语。它们是从广大的语言系统中挑选出来的，也只有凭借与这一系统的关系才能获得意义。

6         符号系统如何为塑造文化与社会发挥作用

    在皮尔士看来，只要解释者愿意把符号当作符号来感知，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看成是符号。解释者本身也是符号，他之所以能够对符号作出解释，乃是得益于文化所提供的各种手段，也就是那些判定何者有意义的惯例和习俗。这些惯例和习俗使解释者有能力界定他们所感知的东西，同时也界定了解释者。

修辞

7         分析命题：所有的语言都是修辞性的。

    修辞是一种以诡辩的方式使用言辞的技巧——一旦有人挖掘这一表层定义下的深层含义，语言学的秘密之门就徐徐打开了。修辞确实有可能是一门表达和劝说的艺术，它最常见的形式包括言语中的修辞格、形象生动的描绘和打比方。但这些因素不仅仅是对演说家、诗人和小说家专用的日常语言的修饰。实际上，它渗透到了整个语言之中。作为一种现象，修辞不仅令意义生色，还塑造了意义。由于修辞机制遍及整个语言，所以不应该把修辞看成是语言的特殊或反常表现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验证：首先，修辞手法不仅在小说和诗歌中起作用，而且在诸如广告、政治标语之类的日常符号系统中发挥作用。其次，修辞必须通过形象来置换相关的意义。词语从来就没有十分明晰地指涉物体或者观念，而是通过将其转化为抽象而随意的符号，对物体或观念进行了置换。所有的词终究都是比喻。尼采认为，词语确实就是比喻，但我们倾向于忘掉这一点，所以词语才被赋予了相对的可靠性。

8         解构试图解构什么？为什么？

对于德里达以及许多后结构主义者来说，万物都是文本。任何一套符号都可以当作一种语言机制来研究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无一物”。文本是可以自我消解的，它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空白、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而这将导致文本的瓦解或失败。这是解构的主要意义。也就是说，解构的主要方式是揭示文本如何质疑自身。解构主义对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现实主义的模仿原则等都予以挑战。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我们需要对解释进行解释，这比解释事物更重要。”

9         言语以何种方式被视为一种行为的表现

    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的修辞观都已经表明，修辞语言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限定了并影响了人们的活动。而语言哲学的近期发展试图表明，言语其实就是一种行动。奥斯汀着眼于研究述行言语，他坚持认为，在任何语言的使用中，说话者都同时实施着多种行为。言语行为主要有三种类型：语谓行为是言说某事的行为；语用行为是言说某事时正在实施的行为；语效行为是借助言说某事来达到效果的行为。当语言建构现实的时候，如果没有修辞，可能也就没有我们可说或可写的现实了。

表征

10     现实主义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

    通过礼仪和习俗的运用，表征被相应地自然化了，就是说，其建构性特征消除了。在西方文化中，这一自然化的过程得到了占主导地位的表征模式——现实主义的一贯支持。现实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一个文本的形成过程，从而使得我们认为表征反映了世界，为认知一个可靠的世界打开了秘密之门。这一认知可由同一文化中的每个成员共享，并得到认同。现实主义的方法并不只是从事一种审美的规划，事实上，它们明显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当现实主义控制了表征这一人工制品之后，世界观的主要目标，就是以稳定意识形态的名义宣称自己是对世界客观而清晰的描绘。

11     讨论观点：万事万物都是一种表征。

     许多概念和符号，我们通常以为是永恒的、客观的、常识性的，现在都要推敲。任何文化产品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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