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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与西方游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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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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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旅行表现精神探索和解放，在他们看来，奥德赛的回乡之旅象征着对感觉世界的超越和内在精神的觉醒。3世纪罗马帝国的危机导致普世性宗教复苏，用旅行来象征精神探索的观念更加流行，这种观念也被同时期兴起的基督教采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不仅巴勒斯坦成为朝圣的中心，教会还在西欧建立了大量以圣人遗迹、墓地、圣人遗物为基础的宗教场所。中世纪拉丁基督教表现出更强的世俗精神和军事倾向，“反映了对罗马帝国统一性的向往”，在教理上强调基督肉身的作用，强调宗教地点和朝圣行为的重要性，“对实在的世界中心的几乎着迷的关注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宗教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他们看来，灵魂的获救需要外在的圣地、圣物的作用，需要巴勒斯坦，“因此旅行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精神关怀与世俗利益的矛盾成为中世纪西方宗教的基本特征。宗教与封建文化结合的象征是十字军东征。东征的失败使军事朝圣理想受到打击，但东征也开阔了西方的视野，增强了欧洲的征服欲。在欧洲之外找回失去的圣地，实现帝国之梦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关键文化动因。东征之后去圣地的目的越来越世俗化。宗教之旅并没有消失，但传教士旅行家越来越突出，传教模式与海外殖民扩张模式更为一致，也与客观科学描述的风格更为一致，取代了朝圣理想。12世纪出现的骑士文学中，各种寻找“圣杯”的骑士之旅内容驳杂，有神秘主义的宗教之旅，有爱情之旅，也有征服之旅。“耶路撒冷虽然仍旧是世界的中心，但有更多的地方要去勘测、探索、描述，为了盈利，也为了宗教。”西方视野扩大的一个标志是随着朝圣理想的破灭，经验主义的、客观性的描述增多，“为叙述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来源。这一来源不只是向个别宗教精英阶层而是向所有人敞开，其标准是肉眼观察，而不是文字上的权威”。客观与主观理想的结合为以后探险游记所继承。
坎布尔回顾了中世纪与地理大发现期间游记文体的发展和游记中东方形象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东方形象所代表的文化观实为西方近代扩张之原型。坎布尔认为，近代西方游记发源于中世纪对东方的认识。中世纪的东方形象有两个原始模式，一个是围绕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朝圣模式，一个是以远东为基础的奇异东方模式。最早的朝圣游记是艾杰里亚的朝圣游记(Egeria's Peregrinatio)，远东形象的来源是中世纪早期的亚历山大传奇，代表是《东方奇迹》(Wonders of the East)。朝圣游记只看到宗教内涵，《东方奇迹》则将东方景像与西方想像结合，展示东方的离奇古怪，“与基督教对东方视而不见的方法相对，它提供一个属于异教传统的不正当但又豪华无比的东方”。这两个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不关心东方本身的存在，东方是“没有现在时态的人类现实”。作者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结合有待于13世纪西方与远东的实地接触。13世纪前往中国的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拓宽了西方的视野，《马可波罗游记》在《东方奇迹》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更为现实的东方形象。
游记的兴盛与地理大发现有密切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认为，地理大发现源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而不是文艺复兴的科学。地理大发现是“中世纪游侠崇拜的自然发展”，探险者视自己为“新一轮传奇的主角”。古德曼分析了中世纪晚期传奇小说中的旅行成分，强调骑士传奇对近代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作者指出，过去的学者过于关注文艺复兴，把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割裂开来，忽视传奇文学，实际上骑士传奇才是近代地理大发现的真正来源。散文风格的传奇(romance)古已有之，但在中世纪中后期达到鼎盛。《马可波罗游记》的笔录者鲁斯蒂谦诺擅长于写亚瑟王传奇，该书反映的正是骑士精神，是“写给皇帝、王子、骑士以及商人和传教士们读的未来探险的向导”。书中“商人与浪漫传奇作者的互动产生了一种合奏效应，贯穿游记始终。这两个声音无法分离开来”。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正是传奇文学的高峰，其中旅行已成为核心题材。传奇的读者主要是年轻绅士，而大发现时期的探险家“很多情况下来自骑士传奇所针对的群体，这些自告奋勇的探险者把自己视为骑士，进入未知世界，用自己的勇气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古德曼认为，近代探险是骑士传统的继续。中世纪晚期传奇中的旅程多是想像的，旅程的性质从英雄的流放、归乡到追求、朝圣、东征，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核心是考验旅行者。客观旅程为证明骑士的勇敢提供了机会，“征服异国土地尤其是非基督教国家的土地是骑士的最高号召”。
学者们对地理探险所代表的西方殖民传统进行了批判，而且把矛头指向中世纪文化。坎贝尔尖锐地指出，《东方奇迹》所展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在西方扩张中必然带来恶果，“一种邪恶而充满自信的思想构建将活生生的印第安人变成符号和象征。对这一符号的消除即屠杀”。诺克斯肖分析了哥伦布对新世界的描写，指出哥伦布对新世界的认识深受《圣经》和《曼德维尔游记》影响，哥伦布对西班牙岛的描写遵循了伊甸园的理想，与中世纪地图相似。塞尔在《征服天堂》一书中回顾了哥伦布在西方的影响，指出哥伦布航行的目的是“上帝、黄金、荣耀”，哥伦布的知识结构是中世纪的，并严厉谴责了哥伦布所代表的殖民掠夺传统。
游记的兴盛：殖民地时期的科学探险
从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民族独立统称殖民地时期。如上所述，殖民地时期的游记是当代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多属文本分析，理论上主要受后殖民理论影响。殖民地时期跨度很大，不论在内容还是风格上游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根据有关成果对殖民地时期西方游记发展的背景和特点作一概述。
首先，不少学者指出，地理大发现是近代西方崛起的最重要原因。地理大发现不仅给欧洲带来了财富，而且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全面深远的影响。地理思想史学家利文斯顿总结道，科学革命的真正来源是地理探险。16、17世纪，地理探险已成为西方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最重要来源。地理大发现助长了经验主义精神，也助长了欧洲人的优越感。西方人用地理大发现否定古代，否定书本知识，地图、游记逐渐取代了古典权威。17世纪初的培根最早表达了这种精神，声称要像哥伦布一样发现理想的科学王国。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继承了培根的哲学，提倡直接、简练、“不加修饰的、自然的”文字风格、“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利文斯顿指出，过去习惯于用科学革命来概括17世纪西方思想史，并强调理性的崛起，但科学从来也不是孤立的，科学与其他思想观念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取代关系。实际上科学与玄学、宗教、神话相互渗透，在海外扩张的激励下共同形成了欧洲的崛起。换句话说，近代欧洲史不是简单的理性文明的崛起，而是集宗教、神话、科学、文学等于一体的文化现象，其根本动力是海外扩张。西方在认识世界的过程带有很强的偏见，但这一过程又充满了变动性和复杂性。最能体现这一复杂性的文体便是游记。
18世纪探险旅行更加兴盛，经验主义也愈演愈烈。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洛克指出肉眼观察是知识的真正来源，为经验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就科学方面来说，随着陆地探险的增多，自然史越来越重要，机械自然观流行。林奈提出的动植物分类体系成了内陆科学考察的工具，取代了早期海洋探险中盛行的数学和天文学，同时人类学、地质学也越来越重要。新的科学探险被称作“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其中库克的南太平洋探险是一个重要标志。随库克第一次考察的成员中包括著名植物学家班克斯(Banks)，他们搜集了数千种植物标本及多种鱼类、鸟类及矿物标本，也对当地人进行了观察描写。斯塔夫德对1760到1830年欧洲的科学探险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到自然中寻找真理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进入19世纪后，机械自然观逐渐被淘汰，科学家更关注地质过程，更关心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绝大部分学者认为，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地理探险也并非简单的科学活动，而是与殖民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普拉特分析了18、19世纪西方探险家有关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游记报道，说明科学探险与欧洲殖民关系紧密。利文斯顿说，科学以一种更为完备、更细化的手段剥夺了非西方文化的存在，将非西方拥为己有。“科学与帝国主义的联盟如此普遍，以致是一种共识。”此外，西方哲学、文学甚至神学都从地理探险中汲取灵感：“足不出户的环境和文化方面的哲学家们提出的社会理论的命脉是18世纪迅速增长的科学探险。”同时不论是机械自然观还是变化的自然观都没有摆脱神学的影响。“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在18世纪颇为流行，许多科学家信仰“自然神论”(deism)，启蒙运动哲学家如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都没有摆脱神学目的论。在剑桥柏拉图学派眼里，无限的自然象征神，人对自然的探索体现了神意。科学探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游记中尤为明显。18世纪游记取代传奇小说，成为最受欢迎的世俗文学体裁，不仅为普通读者提供消遣，成为大众了解世界的主要依据，而且哲学家也都在游记中寻找依据。但游记内容远非可靠。亚当斯在《旅行家与旅行谎言》中分析了18世纪欧洲游记中的不真实成分，指出不仅游记文字渲染、夸张之处甚多，而且有大量杜撰的游记，抄袭现象普遍。制造旅行谎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了牟利、出名及满足自己的偏见。一些探险家始终不愿放弃一些想像的地理概念，一再歪曲事实，重复谎言。亚当斯认为，游记是近代小说的前身。
维多利亚帝国繁荣的基础仍然是地理扩张，地理探险仍然是西方科学、哲学、文学甚至宗教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自然科学内部，进化论取代了神学，科学更加专门化、系统化。但新科学不仅没有取代旧的文化偏见，反而为之提供了更新、更系统的理论依据。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是一种分析策略，依此策略人类文化被当作自然现象得到审视”。种族主义理论“用迟钝、衰退、发展滞缓一类语言描绘非欧洲民族”，成为证明西方优越性的工具。用坎贝尔的话来说，“遥远的地方及人民在欧洲科学家眼里又一次被当成了僵死的物体”，而且是更容易受欧洲摆布的物体。科学是维多利亚时期殖民话语的核心，但宗教的地位并没有消失，甚至有回升的迹象。海外传教进入新高潮，物质进步被作为宗教优越性的证据。同时工业化带来了种种社会和环境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出现了改良思想的萌芽，同时浪漫主义流行，“浪漫主义作家认为认识主要是一种个体的创造活动，基于能改变观察结果的独特视角”。殖民话语中商业扩张、种族主义科学、传教、社会改良、浪漫主义等诸多因素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产生各种结合与排斥的可能性，但在支持殖民扩张上又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虽然这一时期科学与文学开始出现分离的迹象，小说的地位在上升，但游记仍然是英国人了解其他国家的主要形式之一，“新闻报道与游记是科学与广大欧洲民众之间的协调者。二者为科学权威及其全球工程，以及欧洲了解并存在于世界的其他方式辩护”。各种各样的英国探险家遍布世界，登高望远，俯瞰异国风光，“目光所及，皆为吾土” (I am the monarch of all I sunrey)，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帝国的忠诚。这些不同因素之间既一致又矛盾的关系在游记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重要性和挑战
当代西方游记研究为我们全面认识西方文化，尤其是认识西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理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切入点。矛盾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扩张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题，也是近代西方宗教、科学、文学的联结点，这在游记中反映得尤为突出，并通过游记影响到文学和科学。坎贝尔说：“游记与许多新创作形式的发展有关：它不仅影响了人类学的出现，同时也影响了近代小说的出现，它与英雄传奇的再生有关，并且也是科学地理的基础之一。”
当代游记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文化上的局限性。虽然研究揭示了游记内容的多样性，但大多数学者研究游记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西方殖民话语及西方文化本身的理解；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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