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处，令人意味到水墨之高奇有致，并且变化莫测。林怀民的编舞，是有意吸呐行书之神态墨色和笔力，为其舞蹈语言。”（周惠娟《云门舞集 行草》23）
“这分为十段的舞作体现了古代名家法帖的手笔韵势以及舞蹈与书法的对话过程。作品的焦点在于周章佞以身体临摹的“永”字八法和在超大的“磬”字前以黑色水袖自由地挥毫，以及反白的字迹拓印在接近全裸的男舞者身上的壁上印石。另外，众舞者也在唐人怀素名迹《自叙帖》前即兴狂舞，舞姿淋漓得似乎好像酒后恣意的挥洒。这利用肉身来书写文字以及把文字铭印肉身的双重运用，把观众拉进了仿佛置身在文字丛林里的梦幻世界，且安心地让他们忘记身体与文字的分别，进而对舞者的身体产生一种爱恋以及色诱的不明感觉。
“永”字八法是汉字楷书运笔的八种基本法则，有点、横、竖、勾、挑、撇、角和纳。周章佞在诠释“永”字的时候，身体的抑、扬、顿、搓足足呈现了法则里的每一个要点，尤其在点、撇与捺的转变中，都让身体在毫无停顿下，顺利地衔接，让身体达到一种相似流水般的顺畅。虽然这在观众的眼里是一种极富女性温柔之美，但间中柔中带钢的部分，却让人不禁在沉醉的当儿，突然从睡梦中猛醒。这就和她在与“磬”字共舞时非常不一样。相反的，周章佞在“磬”字间穿梭自如，不只与书法对话，也让书法从纸砂间破出镜而出。”（蔡两俊《行草：一个美丽的行程》24）
（二）龙井茶
西湖龙井无疑为极具知名度的中国传统名牌，同时也是具有浓厚内涵的文化意象。素以“色翠、香郁、味甘、形美”四绝著称，驰名中外，是名茶中的珍品，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记载天竺、灵隐二寺产茶。今年九月，以德国汉堡的中国文化月，杭州西湖龙井茶代表队表演了茶艺，惊艳彼邦。
龙井茶的根子，不在当代商家，也不在史上皇家，而在北宋年间的文人创造。虽然，乾隆下江南，曾饮茶于老龙井，有所谓“乾隆之十八棵”的传说，而据我的研究，北宋元丰元祐间，以名僧辩才法师为中心，东坡，苏辙，秦观，参寥，赵抃等，一時名勝，云虎相从。瑰詞藻翰，衣被泉石；人境之勝，甲於西湖，则值得大为表彰的胜事。千年而下，人事代谢，不止佛塔亭舍,片椽无遗；碑碣石刻，捶碎散失，北宋名僧诗人之风流文采，亦与瓦砾俱尽。近年来，随着新西湖山水人文之兴废继绝，老龙井又成为一个相当知名的休闲胜地，为人所知晓。
西湖龙井茶的文化意象第一个层面，即茶好。此不待言。
西湖龙井茶的文化意象第二个层面，又在老龙井的真山真水。此亦不待言。
而龙井茶的文化意象的内核，不仅是杭州北宋名僧画家诗人们的文采风流，如东坡的诗文、辩才的《方圆庵记》、秦观的《龙井记》、以及米芾的书碑等，而且，如果往深处说，还有中国文化的诗情哲理。
这里，仅老龙井的水为例，其水矿物含量适中，品质极为纯正。但是，古人其实正有自己非科学的一种解释。辩才法师对秦观解释老龙井的泉水为什么好。秦观写道：
是岁余自淮南如越，省亲过钱塘，访法师于山中。法师杖送余于风篁岭之上，指龙井曰：此泉之徳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迁，壮如淛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资阴阳之和，以养其源。推其绪余，以泽于万物，虽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于此，盍为我记之。余曰唯唯。(秦观《淮海集》巻三十八《龙井记》)
此番话的意涵,至少有两点可说:
首先，秦观所述辩才此语，即隐含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可见辩才法师胸中，华夏文化学养之深厚，以及道德实践功夫之深厚。仅此即可见，北宋佛教高僧，其中西学养已臻于融化之胜境。辩才法师与苏氏兄弟等诗人之交往，不可仅视为一般所谓僧俗之交往而已，实有甚深之文化意涵存焉。
其次，“受天地之中，资阳阳之和，以养其源。”这不仅是泉水好的理由，而且是做一个“有道之士”的理由。既不受过于阴性的环境所熏染，也不受过于刚性的环境所压迫，今天来看，亦不失为一种启示意义。我由此想到今天诗人艺术家的文化生态。要么，被市场所俘虏，成为出卖自由，为资本而“艺术”的奴隶；要么，被权势所诱骗，成为出卖独立性，为权力而存在的附庸。如何保持精英知识人文学的独立性，这里不失为一种文化思想的参照。
记得牟宗三说过，中国哲学是一种“启示语言”。其实中国文学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语言，龙井茶意象就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另一面：深邃含藏，而又明白自然；亲切随意，而又严肃重大。更重要的是，切近人心，而不仅是从生命的边缘滑过。
(三)桃花。
此意象可以作为江苏连云港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意象，也可以作为中国桃花文化意象的一个重要元素。
宋人有一个很美的桃花诗典，见于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旧逰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红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花间石室可容车，流苏宝盖窥灵宇……。
说的是宋诗人石曼卿做海州通判时，山岭高峻，人路不通，植树不易。有一天忽发奇想，叫人将黄泥巴裹着桃核为蛋，一个个往山岭上扔。这一两年下来，竟然桃花满山，烂若锦绣，而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接下来桃花树中间的大石室，可以停得大车、可以看得天宇。这真是中国文化中最喜气的一个诗典。
海州，即今连云港。明人张大复在昆山一处名为“文笔叠浪”的风景，作名士风流效颦之趣事：“予尝令童子裹核，投之文笔叠浪间，偶发一枝，辄为樵者拾以去，颇恨之。”（《梅花草堂笔记》）
桃花亮丽、肯定、磊落。曾国藩破天京后，向清廷表明心迹的自辨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只自知。”也是化用了桃花诗典。更增加了桃花意象的文化深度。
桃花生命力强健，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如刘禹锡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人写他从贬谪之地班师回京，再展身手，说得那样的欢喜灿然；而“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饱受摧折之后，他又是何等的志气不衰。白乐天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中国的历史人生，多少回长恨春归无觅处，却又总是峰回路转，总是灼灼其华，风景又转入此中来。
桃花又含有中国文化注重自由、崇尚和平的重大信息。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是最好的经典。对秦文化的批判，即对于专制社会的批判。“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天纪即岁月日星辰五纪，即宇宙的根本大序。这里用来比喻秦的大逆不道，违反宇宙人生的根本秩序。“自云先世避秦时乱”。“贤者辟世，其次辟地”（《论语 宪问》）。辟地即找一个地方地方藏起来，而辟世则是创造另一个世界。“淳薄既异源”，即文化的不同源，从源头上就有重大的歧异。桃源人生与秦代专制世界是根本对立的。
所以，桃花是中国文化意象的一个重要的表达。
（四）巫山神女
《文选·高唐神女赋》所创造的“巫山神女”形象，既涵有十分重要的原始巫术文化信息以及中国早期文学起源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文化意象。不久前，重庆地方政府拟在三峡建造一座巫山神女像，以超过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后因各方反对而终止。
本人研究巫山神女，可得出以下结论：（一）“巫山神女”的含义，早期，是神性意味重于世俗意味的，而越到后来，越走向世俗，表达娱乐、身体需求、性自由、两性欢会与女性挑逗与主动的意味，甚至流于滥调陈辞，这是中国俗文学自身的反经典与解结构特点所决定的；(二) “巫山神女”一词，在古代文学中，仍有不同的文体系统；系统中的词语，是意义自足的。换言之，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尽管从汉代即已有俗化的倾向，仍不妨诗人将其最高理想比为“神女”。李商隐即是一典型。（三）至少可以清理出三种女性面相：一是精神人（美人芳草、贤人君子，超越两性性爱的精神生活涵义），二是唯美人（纯情的、唯美的、境界的绮情幻思），三是功利人，四是身体的美人。尽管，四种面相并非不可以重迭互杂，但是其使用的层次与差别依然是明显存在的。（四）在很高的创造性写作中，不同的层次意涵，是可以兼用的。
钱锺书说的“比喻之二柄”值得重视。就“巫山神女”意象而论，也存在意义的“二柄”。即“灵”/“肉”、“情”/“理”的两元性。当我们用某种片面性的定义去限定文学美学现象时，最好要运用这个“意象的二柄”原理，来避免其中阐释的陷井。这样，也许不至于被某种理论套套或意识形态所俘虏。
需要再强调的是，将巫山神女定义为古代中国的“维纳斯”，或古代的“性爱女神”，是一个近年的新创意。然而我试图揭示的是，这一解读看似解放的，但隐含的取向是，消解了中国古代最重要阅读传统即多元性；看似尊中国文化的，但其实还是西方中心取向的；看似科学客观的，但其实仍是以俗文化旨趣遮蔽士人文化旨趣的。本文虽然消解了神女的唯一义，其实更是建构了神女的被现代隐而不彰的意义传统及其内在的张力。25
综上所述：古典文学的知识生产，时下正遭逢一个大好时机，一方面是由中国政治经济地位上升带动的文化自觉思潮，正方兴未艾，古典文学形成前所未有的研究空气与人文环境，表现为国学热的持续发展与全社会知识取向的回归文化传统。在此背景，提出中国文化意象的生产，这是得其天时。另一方面新技术新科学新媒体的高度发展，又为中国文化意象的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条件与信息手段。这是得其物缘。最后，最难得的是，无论是政府、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企业家和学院知识人，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者，还是左派知识分子，似乎都有一种共识，即一个民族自身的形象与文化传统，还是要讲的。这是百年中国历史，经反复教训而终得到的前所未有的共识。这正是得其人和。那么，为了民族文化新生的主体，“生产”最终成为一个积极、正面而多元、自下而上的行动，将是意义重大的。
注释：
1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2 最早是赵启正提出此说。2006年3月９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此说各大门户网站皆有转载报道。
3 以畅销书为例。参田建平：“中国出版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在制作“超级畅销书”方面同欧美出版前国之间的巨大差距，但是在如何改变现状及缩小这一差距的问题上尚显得苦无良策。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出版业不仅没能有效地进行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反倒“心甘情愿”地做了西方“超级畅销书”的“二传手”——把一部又一部的西方“超级畅销书”迅速及时地翻译成中文加以出版，替西方“超级畅销书”在中国打开了市场，培育了广泛的大量的读者群，并且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的西方畅销书“发展链”。从长远来讲，这对中国出版业无异于一种“自绝后路”的愚蠢之举！”（《中国出版如何摆脱"文化赤字"》《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30日）
4 参见张五常：《英雄的困难是历史》，载《学术中国》网，2006，10，7。
5 还有一个例子是《狼图腾》。7月29日香港《亚洲时报》刊登的《中国的新一场文化革命》：“随着汉语越来越受欢迎，书籍和出版业也成了中国文化攻势的一个焦点。去年的一本书让人们窥见了世界上这个增长最快的图书市场的光明前景。企鹅出版社出价10万美元购得了中国畅销书《狼图腾》一书的全球英文出版权，这在中国的图书界创造了一个记录。”将其作为文化减逆差一个成功的例子。其实这本书在文学上的成功，并不能同时说明它文化价值上的成功。容另文探讨。
6 《“解构、调侃、拼接” 名著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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