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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托邦的废墟上——新纪录运动在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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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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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中国电视业最有生命力和创作力的大陆架，这不仅仅是指中国的纪录片，更是观察和研究整个当前中国电视体制的关键，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当前的电视格局：它的确立和变化。
（六）
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九五年以后，随着电视产业化在中国的发生，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面临困境，它被径直地放在了收视率的杠杆上。剩下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无法选择的处境中，我们如何既保持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又不丧失对纪录片品格的追求？在我看来，这两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彼此血肉相连。首先，应该保持住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格局，否则我们就会丧失掉纪录片与观众见面的最直接和最能发挥作用的途径，从而最终丧失掉中国的纪录片观众。我以为在栏目化格局中，不要奢望解决所有纪录片的问题，而是要注重对纪录片社会功能的挖掘，以此为栏目定位，比如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就是以关注上海这个城市的平民和贫民的生存状态赢得声誉和收视率的，而现在这个栏目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偏离了原来业已形成的定位所带来的。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电视台的纪录片栏目必须和它所生存的土地上的人民息息相通，同甘苦共患难，才会有生命力。现在很多个省市的有线电视台都播放美国探索频道的商业性纪录片，专家叫好，当然，资金投入和专业技术水准，哪个第三世界能抗衡？但是实际在广大的市民阶层，却不叫座，收视率并不高。最终原因其实是离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太远。商业化发展往往使得电视台去追逐猎奇，去迎合所谓的白领阶层。但是对于面临WTO挑战的第三世界的电视台，寻找和建立自己与本土社会的无法替代的互动关系，更积极地建立自己的社会角色，才是立足之本，而纪录片其实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
其次，应该为独立制片的生存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通过对民间资本和民间视角的整合，更有效地打破封闭在体制内部的纪录片的运作模式，兼收并蓄，才能保持活力和新鲜力量。当然，这需要体制上的革新和创新才有可能，然而也是目前打破僵局的唯一途径。
还有，就是要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对纪录片的价值评判标准，以及可以受之影响的节目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不仅受收视率的操纵，而且也能得到学术标准的强有利的制衡。虽然，这一点看起来最难实现。
应该说，这场由体制内和外共同发起的新纪录运动在九十年代末已经退潮，被呼唤的个人化时代也并没有如所预期地那样顺利分娩和繁荣，它的出现一再被延宕。而中国的社会环境较之十年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打破专制主义出发而建立的理想，在今天碰到了理想主义最大的敌人：消费主义。商业化是消蚀理想的强硝酸。无论是以栏目化出现的电视纪录片还是以独立形式出现的纪录片，都面临严峻的考验，运动退潮了，它还能留下什么？
相比较新纪录运动发轫的八十年代来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有很大不同的历史时空，一个后乌托邦的时代。今天，小成本的独立制作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进行，特别是小型数码机器的出现与普及以后，各种实验性的作品也许会有大量出现，从而营照出更多的发展空间，这是一种高压意识形态的压力消失后的状态，可能更多元也更无序，更先锋也更无足轻重。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纪录片只是玩一把，他们的真正想拍的是故事片，纪录片只是之前的操练。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沉重地以纪录片为人生理想者或许不会再有？少年轻狂，意气风发，可以理解。但是在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上，那些沉重的足迹是否自它的启迪？
新纪录运动对于当今中国的意义在于：——
它建立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透视管道，在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下，透视出不同阶层人们的生存诉求及其情感方式；它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和校正，是使历史得以“敞开”和“豁亮”，是允诺每个人都有进入历史的可能性，是创造历史，是一个社会民主的体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变和人的转变，新纪录片运动是它的体现，也是它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不可重复，也是不可多得的。
在一个时代的废墟上，新纪录运动站起来，承担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上一页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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