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问题的重要性仍然在于,由于科层制导致的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一集中同时与高工资、高待遇结合起来,就极有可能导致政治的官僚化,而这一官僚化的政治将直接威胁非制度化的“动员”结构,包括群众参与的政治热情以及“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求。

 四、 知识分子

　　
　　在当代有关知识分子的各类叙述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毛泽东的“皮/毛”理论,也就是所谓“皮之不存,毛焉将附矣”。毛泽东的这一断言,

不仅直接取消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间接或直接地导致了政党(或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持续性的改造、批判乃至斗争。南帆在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中,曾将其描述为一种新的隐形的二元结构,而在这一结构中,“大众”开始成为革命的主体,而知识分子则被设定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角色”{17}。显然,自8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历史上的命运,就成为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叙述的焦点,而理论性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因此,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问题,此处可以不论。我在此主要关注的,仅仅只是知识分子在所谓“动员”结构中的位置,包括由此引发的对“知识”问题的讨论。

　　如果我们仅就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且主要是政治命运,便归纳出革命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藐视乃至鄙视,并进而总结出中国革命的“反智主义”的倾向,我以为,那是并不完全的。起码,在各种公开的政治文献中,我们仍然能感觉到革命政治对知识分子的“礼遇”之心,或者说,对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之心。比如,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一个决定中就强调:“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8}。客观地说,这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还是做得相对成功的,而且,不仅在延安时代,供给制的内部等级差别即有留住某些人才的特殊考量在内,{19}即使在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治批判运动中,也并没有完全取消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物质上的相对的优厚待遇。但是,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在这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原有知识分子”,已经暗含了某些重要的政治区别在内,也就是说,“社会原有知识分子”更多的可能仅仅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将其理解成某种政治上的不甚信任,也未尝不可。因此,当“大量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对这些“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改造,包括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即成为革命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这一改造和自我改造则在1942年5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这一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自我改造所涉及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而我以为,其中核心问题之一,则可能是围绕什么才是真正的或者有用的“知识”的辩论。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的是,“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人字呢?在右边加了三撇……”毛泽东经由这一例子,进而引申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20}而据标语的制作者钟灵回忆,1951年,“有次在中南海勤政厅陪同毛主席,汪东兴对毛主席说: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批评的那位写‘工’字拐弯‘人’加三撇的,就是钟灵。我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挺紧张。没想到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并问我:‘你现在还那样写吗?’我说:‘毛主席批评过了,我哪里还敢那么写,不但我不敢,连写隶书的书法家都改过来了。’毛主席听了略一沉吟说:‘那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还应该怎么写,狂草、小篆不是更难认嘛,书法作为艺术,还是要尊重传统的。我当初批评你,不是说你写了错别字,而是觉得你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是在向大众作宣传,不该用这种大众难懂的字体写。你有机会见到书法界的朋友们,替我解释一下,隶书也好,篆书也好,该怎么写还要怎么写,不必受我那篇文章的影响。当然,有时也要看对象,理解我的本意就好了。’毛主席这番话使我如释重负,心中再也没有一点儿委屈情绪了。”{21}毛泽东这一非正式的谈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或者究竟有无影响当代艺术,乃至当代文学,此处可以不论。但是,在毛泽东的这一表述中,我们仍然可以接触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宣传”。

　　显然,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始终是其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而要将群众组织和发动起来,则必须首先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因此,宣传的重要性,也历来被革命政治所重视。{22}而宣传则是需要文化知识支持的,所以毛泽东又曾断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3}这一“宣传”本身又是高度政治化的,甚至是高度工具化的,因此,被纳入这一“动员”结构的知识也必然会被政治化,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明确宣布的:“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时也被工具化,“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24}经由这样的叙述,在这一“动员”结构中,所谓“知识”包括文学艺术的自主性或者独立性,实际上已经很难存在。而重新确立的中心主题,则正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5}。如何重新评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并不是我在此要做的主要工作,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此一对知识的政治化乃至工具化的处理,固然造成了对知识包括文学艺术的过于狭隘的理解,但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一高度政治化乃至工具化的知识,又的确有效地完成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比如,陈登科回忆1943年4月《盐阜大众报》刚创刊时,“半月一期,每期只出二百份,没有订户,是赠送的”。后来明确了“走工农兵路线,面向工农兵”的办报方针后,“每月收到来稿一千七八百篇,信四五百封,报纸发行到五千余份。出刊期也从半月刊逐渐改为周刊、三日刊。在广大农村里,七八岁的小孩都知道‘盐阜大众’,每期报纸一送到村里,小学教师和村里的文教委员,就把报上发表的墙头诗,一字一句抄写到农民的墙上。每个村上都写满了墙头诗……‘盐阜大众’上发表的小故事、小通讯,成为农村冬学里的教材。……经常给它写稿的工农兵通讯员有几百个。”{26}当然,这一问题我在下面还会继续讨论。

      当知识被政治化或者工具化之后,也就必须对知识的定义进行重新的解释,这就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重点强调的:“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哪?没有了。”{27}而那些仅仅拥有“书本知识”的人,在毛泽东看来,甚至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显然,在毛泽东的论述背后,始终存在的,正是“实践论”这一重大的理论支持。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在当时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它要解决的正是“山沟沟里能否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的理论命题,也就是“延安道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不仅明确宣称:“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同时还从斯大林的论述中寻找到了这一论断的支持:“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这也正是“延安整风”的实际含义之一。但是,这一“实践论”支持下的知识定义的解释,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乃至尔后中国革命对知识的理解。强调知识的实践性的一面,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不仅可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并以此弥补知识分子原有知识(“书本知识”)的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激发的,正是破除对某些“经典”知识的迷信以及这一“经典”知识的垄断格局,同时,为无产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知识支持,或者说知识自信。也可以说,在群众的政治性参与的另一面,还包括群众的知识性参与。事实上,1949年之后,曾经普遍化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创新,甚至所谓的工农兵写作,等等,都无不和这一知识的“实践性”的肯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然,另一方面,由此也多少导致了知识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对另一种知识形态(“书本知识”)的轻视甚至批评。{28}

　　在这一“动员”结构的模式中,对知识的服务性的要求而导致的知识的政治化和工具化倾向,以及对何谓“知识”的重新解释,必然会进一步引申出对知识的主体,也即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这一改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二是情感。前者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地位,而后者则认为知识分子只有“感情起了变化”,才能进而完成“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29}。从理论到情感,最终要解决的,正是世界观的问题,这一世界观不仅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顺利地完成了自我的转变,我以为,并不能将这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转变完全叙述成为一种“违心”的行为。我还以为,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上,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拥有着一种强大的解释力量,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在晚清以后众多现代性话语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相对较晚进入但却最终胜出,这并不是“政治—权力”说就可轻易解释的。同时,对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未来社会形态的乌托邦想像和相应的社会实践,等等,都可能决定知识分子的立场变化,包括对知识的实践性的认同。当然,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一改造表示出了某种不适应,某种困惑,甚至某种抵触。这一抵触也不完全是政治的,更多的原因来自于对知识的不同的解释,也即对“书本知识”的固守。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书本知识”恰恰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某种传统,也即所谓的“学统”。而构成知识分子传统的,也不仅仅是知识,它还包括生活方式、心理、趣味、习惯、情感,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希望在“动员”结构之外,寻找“知识”或“学问”的路径,或者个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很多年后,杨绛在小说《洗澡》中,回忆并生动地再现了50年代,她(他)们在这一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所遭遇的种种生活细节。

　　在重新解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时,钱理群认为,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特别感受到作为知识个体的无力与无用,迫切希望和有力量的人结合起来,融入一个战斗的集体,因此,毛泽东发出‘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是能够得到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和反思的支持的”,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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