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只有在“动员”结构这一模式之中,我们才能明白政党或者国家对知识乃至对知识分子的要求的具体的历史原因、意义和内涵。这一要求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表达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当然,这一重视有其明确的服务性的要求,也就是要求知识分子在这一结构中承担宣传、教育和动员民众的任务。但是,在对这一要求的历史合理性的解释之外,我们必须看到,它所带来的另外的种种影响,除了钱理群所描述的这一历史合理性的“蜕变”现象,对知识的实践性的过度强调,也极其容易把“知识”狭隘化,甚至造成某种对“书本知识”的偏见,而形成这一偏见的,恰恰是某种工具理性的支持。同时,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期待,也必然导致对“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改造、批评,甚至政治歧视。因此,在一种激进的也是极端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导致了教育制度的过于偏激的改革,同时也形成了对1949—1966年的教育的基本评价。{31}

　　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则是,在这一“动员”结构中,尽管知识分子的思考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只能以更加曲折的方式或者干脆以一种主流的政治方式进行表达,这一表达方式形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文本的隐蔽性”。可是,它仍然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丧失,在教育制度上,则是大学自主性的被取消。其结果,则是“文化政治”的“退出”,而按照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中的解释,“真的知识阶级”是必然要和“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的,而且,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

　　
　　结语

　　
　　我想我应该重新强调的是,这一所谓的“动员”结构事实上只是一种非制度性的政治模式,但是,它却拥有强大的政治能量,包括社会能量。一方面,它是对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对制度的压力,甚至会成为制度的反对力量,尤其是当制度的官僚化和专业化逐渐趋于僵化的状态,或者说,这一高度科层化的制度阻绕了意识形态的想像,甚至本身成为“继续革命”的障碍,这时,所谓的“动员”模式就会对社会进行重新结构,并给政治运动提供一种强大的结构性的支持。

      这一“动员”结构的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在理论上提供了群众的政治参与的可能,而这一可能性的前提,则是在这一结构中,肯定了群众的政治主体的地位。而我始终认为,理论包括由此导致的政治想像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可能为群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一种强大的行动支持,同时,由于历史情景的变化,这一理论会逐渐趋于“空洞化”的状态,而空洞化的理论状态,恰恰为重新解释这一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现实可能。因此,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理论包括由此导致的政治想像,才可能深刻地进入历史,包括什么是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尽管这一热情在具体的政治运动中又常常会异化成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可是,这一政治热情的持续性存在,却是一个极需打开的文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这一持续性存在的群众的政治热情,给予更为深刻的解释。但是,我们却不能将这一“动员”结构片面地理解为一种群众自发性的政治或社会运动,在这一模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某种支配性政治,政党或者政党领袖的个人意志构成了这一支配性政治的重要内涵。可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在这一支配性政治的主导下,所谓的“社会运动”因而夭折,或根本不曾存在。吊诡的地方在于,群众往往会通过政治运动所提供的合法性的形式,公开或隐蔽地表述自己的利益要求,{32}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诉求,正是社会运动的表征之一。因此,中国的社会运动这一复杂而隐蔽的特征,不仅通过合法的政治运动的形式被表征出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恰恰依托了这一“动员”的结构性存在。

　　当然,政治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根本性的方法或路径,在这一意义上,“社会运动”的意义并不能被高估或被无限夸大。但是,完全离开社会运动的支持,或者说,根本排除群众的具体或物质性的利益要求,政治则有可能被抽象化,并因此丧失政治的群众性基础。我以为,这一“动员”结构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一种激进的也是极端化的发展,这一发展的特征,正在于政治的高度抽象化,这一高度抽象化的政治,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疲惫,也导致了群众的政治参与的热情蜕化,并进而形成群众对政治的冷漠态度。这正是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去政治化”的根本性的历史原因之一。

　　这一非制度化的“动员”结构,当它成为制度的某种补充的时候,会和制度达成某种默契状态。可是,一旦它成为制度,尤其是僵化的制度的反对力量的时候,某种分裂包括激烈的对抗也就不可避免。问题则在于,由于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一批判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某种文化政治,而是一直企图诉诸于某种政治运动的形式,然而,由于这一“动员”结构缺乏转化为制度的可能,因此,持续性的政治运动,却并没有导致真正的制度创新,即使“文化大革命”这一极端化的政治形式也是如此,所以,钱理群在自己的回忆中会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只是一个‘罢官运动’,也没有进行任何制度建设。因此,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必然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造反派进入这个体制,成为掌权者,其自身的官僚化与腐败,蜕变为‘新贵’,几乎是必然的。”{33}当然,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即有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也包含着内容与形式的断裂。而在根本上,正是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意识形态企图突破现代性的规约,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又仍然是现代的。这一制度设计不仅是国家的管理模式,甚至包括国家形态本身。在这样一个现代的格局中,制度创新实际上成为一个极其重要但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我仍然认为,经由这一“动员”结构所表征出来也是未能解决的社会运动、文化政治和制度创新,将依然是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路径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结构的存在,隐蔽地支持了当代文学中“动员—改造”的叙事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并不是非常稳定的,相反,由于对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实际的甚至是悖论性的解释,小说叙述又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这一模式的制约,甚至在文本中包括文本的形式上留下许多的“裂痕”,而这些“裂痕”的存在,则有可能促使我们放弃“成见”,重新也是更深刻地打开文本。

      注释：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② 杨奎松:《开卷有疑》第150~15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③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④ 罗丹:《风雨的黎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⑤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北京:《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
　　⑥ 这一现实原因即是当时存在的干部中的资本主义化倾向,实际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党员雇工剥削的现象,而围绕党员致富问题,当时党内高层也有过争论,参见罗汉平《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第21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出版。而核心问题则在于,党员“雇工剥削”的资本究竟来自何处?这就涉及到“土改”的分配问题。周立波《暴风骤雨》中也已涉及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的时候,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常常具有优先选择的权力。
　　⑦ 这一“分配(粮食)”问题的颠覆性的改写,则是张一弓发表于80年代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一问题,我在另外的文章会继续讨论。
　　⑧ 这一模式同时也是政治模式,比如1963年5月2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就明确指出:“在机关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江山主编:《共和国档案》第199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⑨ 郑谦:《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第21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⑩ 郑谦:《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第21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1} 杜蒲:《“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第200~20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 比如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对这一演变过程就曾做过深入的研究,并且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我在此主要参考的观点和引述的材料均出于他的研究。详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北京:《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3} 比如当时延安的一些著名文人就享受着较高的供给制待遇。参见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4} 比如,据杨奎松介绍,上海市在1956年按照干部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其中,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制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而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等等。参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15}{16}{19} 参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17} 南帆:《后革命的转移》第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8}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0}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1} 周杭生:《他把书法写上天安门红墙——与著名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对话》,上海:《档案春秋》2006年第5期。
　　{22} 比如,毛泽东在叙述“长征”经验时,就曾将红军比喻为“宣传队”。
　　{23}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5} 朱鸿召:《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120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 陈登科:《同志·老师·战友——忆钱毅》,《红旗飘飘》(第一集)第13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
　　{27}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8} 有关知识问题的更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我的《主人意识、工匠精神和知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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