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footfalls echo on the floor ,

    Fallen leaves in heaps block up the door ……

    For she , my pride , my lovely one is lost ,

    And I am left , in hopeless anguish tossed .

    （沙沙的丝绸声静了下来，

    灰尘布满大理石的庭院。

    地板上不再有足音回荡，

    成堆的落叶将门堵住……

    因为她，我的骄傲，我的爱人已然消逝，

    而我被抛下，无望地痛苦颠簸。）

    据此庞德进行了改译：

    The rus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 ,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s , 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

    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 :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

    （丝绸的沙沙声不再持续，

    灰尘漫飘庭院。

    没有了足音，而落叶

    很快堆积一动不动，

    下面躺的是她，心灵的宠儿：

    一片潮湿的落叶紧贴门槛。）

    这里出现的无异于是柏拉图那与真实隔了几层的影子的影子。哪位读者能猜到二人竟是在翻译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罗袂兮无声，玉墀兮生尘。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庞德一向不拘小节，大有陶潜“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遗风。尽管他年轻时即精通十来种语言，并极度蔑视那些连外文都不识的比较文学专家，他却说自己刚踏进大英博物馆就不愿做学问了：“根据人眼的疲劳极限，我计算出一个人一天至多能读多少页书；这个人至少要花掉一生中的5%的时间来思考，这段时间也要扣除。于是我否定了学究式的读书方法。人一定能找到其它方式来利用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看来他真的办到了。三人相较，汉武帝表面上是趋向于被肢解得“死无葬身之地”，但庞德独具慧眼，抽出他诗中最有价值的意象，另行重叠得无比醒目，在《刘彻》名扬天下的时候，也使刘彻露了一回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事情起了戏剧性变化的是在1913年。已故日本学家（又是以日本为中介，这是值得细究的）费洛罗萨的遗孀委托庞德整理她丈夫的手稿。费洛罗萨的的中心论点是拙文开头就批判过的：汉字属于最近似自然的象形文，有一种具体的动词性质，单个的字是单个的图画，连起来便是活动的图画，即使要表达理性概念，也是靠集中同类的事物去办。总之，汉字特别适宜状物体貌。（28）该看法在西方由来甚久。十八世纪的约翰逊博士就贬低中国人铸不出其它国家早已有之的字母。偏见一旦形成便很难抹掉，虽然二十世纪初中西交流之频繁已是今非昔比，费洛罗萨照常振振有辞地老调重弹，只是他做得更加细致、立场转为褒奖而已——但这就够了不起啦，须知大致同时的傅斯年等人却在中国宣布蛮荒古代传下来的象形汉字野性十足，理当废止！读罢费洛罗萨的遗稿，庞德不仅发现自己《在一个地铁车站》写的外向、客观的事物改变本身而猛地突入内向、主观的事物暗合禅宗原理，更令他欣喜若狂的是：“用象形构成的中文永远是诗的，情不自禁地是诗的，相反，一大行的英文字都不易成诗。”他干脆吹嘘他从前翻译中国诗即是出于如下动机：“我们要翻译中国诗，正因为某些中国诗人们把诗质呈现出便很满足，他们不说教，不加陈述。”费洛罗萨的贡献，居然被他抬到了“所有美学上的基础问题的探讨”的地步。对于中国古诗中意象的生动呈现（vivid presentation），庞德如痴如醉，随即愈加狂热地投入中国诗歌的翻译工作，并且爱屋及乌，把一些不是诗的东西也当做诗来处理。他本不安分守己，中国古训“日日新”（Make it new）便是他尊奉的座右铭，包括使他成名的意象主义运动，他都说只是他发展弧线上的一个点，毫不犹豫地与之断绝了关系，但对中国文化的偏爱他却终生保留。有件轶闻很能说明问题。1945年庞德因涉嫌法西斯罪被捕，入狱时只拧了一部《四书》和一部中文字典。后来他追忆说：“要是没有这本我从中汲取力量的书，在监禁期间我会陷于癫狂。”当然，这一切都是戴着有色眼镜进行的，他还是不懂中文，更不懂中国文化的复杂性质，依旧凭自己的好恶去利用二手材料。谁能想象他会拿一个比“China”（秦）古怪得多的词“Cathay”（契丹）来称呼中国；胡诌什么中国人表达概念“红”的方法是将“玫瑰、樱花、铁树和火鹤”的图像拼在一起；李白名字的日语读音“Rihaku”（李哈库）在他笔下长期沿用……他的确比较忠实地译过几首中国古诗，例如尧时的民谣《击壤歌》和李白的《送友人》，可惜少之又少，更多的还是那些争议颇大的东西。女诗人洛威尔是庞德的朋友兼对手，也译过中国诗歌，翻译时不惜走入另一极端以向庞德挑战：“埃兹拉在译文上煞费苦心，一直改到他们完全不象是中国诗的翻译为止，尽管这些诗本身是很好的诗。”洛威尔同样相信汉字是象形图画的鬼话，可她嫌庞德只知图画的外观，而不明图画各成分如偏旁部首的含义，决心另觅他途。李白有句曰：“惊沙乱海日”，庞德译作：

    Surprised . Desert turmoil . Sea sun .

    也是李白名句的“犬吠水月中”，洛威尔译：

    A dog . A dog barking ,

    And the sound of rushing water .

    庞德译文重叠的意象突兀而起，全部关联尽数省略，人们大可莫名其妙；不过洛威尔却琐碎得近乎罗嗦唠叨，连“吠”字形状指狗嘴张开都要译出，又令人捧腹。“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翻译孰优孰劣，也大可任君选择。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撇开和原文的纠葛不论，从意象派理想入手的庞德译文堪称颇得中国古诗三味，很有欣赏价值，正像洛威尔也承认的，它们本身是好诗。历史上哪怕不敢说译文比原文好，然而译文同原文一样好的例子数不胜数。故读者干脆把它们当成庞德的个人创作，无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作为事实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所以，艾略特才用“为我们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歌的人”一语来评价庞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略特的话讽刺意味太浓，而他的讽刺不仅是因为庞德搞翻译时还浮想连翩，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是个西方优越论者，带有基普林式的冷漠——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庞德这样责备过艾略特：“他不愿在一本论文化的书中看到中国人和黑人。这正是这个唯一神教徒的可憎之处。”尽管两人曾经是师友，艾略特的《荒原》就是由庞德大笔删改出来的，所倡“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等名言也系庞德真传，但他们在对待中国文化一事上简直扯不到一块。格雷厄姆认为：“英国读者所认识的中国诗，仍然是本世纪二十年代诗歌革新者们所见到的面目，正象他们所认识的波斯诗人都是些看破红尘、纵情豪饮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唯美主义者一样。”（29）一直到二十世纪末，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希尼在一次谈话中还回答说，他们对中国诗的了解，仅止于该世纪初阿瑟·韦利和埃兹拉·庞德等一两位作家的介绍。此即斯宾塞（中名史景迁）披露的惊人事实之一：自打听说过中国的那天起，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几乎没有一个是真实的，误会甚多。上文已述，庞德注目中国总的仍是源于道听途说，可他硕果累累不论，其态度之诚恳更是与大多数盛气凌人的西方作家（包括高尔基）大异其趣。有时中国的东西和他的想法并不吻合，他反倒由于那是中国货而予以采纳。如他憎恨用一种感知去混淆另一种感知的所谓通感方法，指出那是懒于锤炼确切字眼。但一听说中国诗人竟能“听香”（即把中国诗中“闻香”的“闻”解作“听”），他却击节赞赏。呜呼！中国“读破句有省”、“得杜撰受用”者，亦庞德之谓矣。解构主义对“误读”（misreading）顶礼膜拜，殊不知庞德早就是个专攻误读的老祖宗。

    阅至此处，有人或许会问：李白等人怎么能被请去抨击浪漫主义呢？他们不就是浪漫主义者吗？问题的确很棘手。首先，恰如格雷厄姆所论：“仅仅从几篇译作和几本谈艺术的书籍里去了解中国文明的欧洲人，从他站得远远的立场看去，整个中国文明都显得统一而无变化。”要让庞德分辨谁在中国属于什么主义是困难的，就像叫他分辨他选译的诗原先在中国能打上几等一样的困难。透过意象主义的期待视野，他光知道中国出产天生的意象诗人这一点。其次，浪漫主义的定义五花八门，意象派便有自己的定义，据此而论，李白等人不算浪漫主义者；再进一步，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浪漫主义。我们且听听意象派的理论家休姆是怎么说的：

    “我所指的韵文中的古典派就是：甚至在最奔放的想象中也总有一种遏止，一种保留。古典主义的诗人从来不忘记这种有限，人的这一限度。他总牢记着他与大地是混合在一起的。他可能跳跃，但他总要落到地面上；他从来不向周围的空气中飞去。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整个浪漫主义的态度在韵文中好象把情感奔放的完美的隐喻都具体化了。雨果总是在飞翔着，飞过了深渊，高高飞入永恒的大气之中。他的诗每隔一行就出现‘无限’这个词。”（30）

    休姆的意思是，基于拙劣不堪的形而上学而将一种高深莫测的无限观念扯进诗中，并为此激动得忘乎所以，便是浪漫主义的首要特征。相反，意象派之类的古典主义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致于忘记人终归是人而不是神，从而仅把准确的描写视为诗歌的合法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庞德才说：“写得好就是控制得恰倒好处；作者所说的，正是他所要说的。他说得非常明确而简洁。”（31）试想中国诗人不就是特别强调恰到好处的控制吗？布鲁姆和兰德尔等人断定，同常识相反，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敌视自然的。可李白飞了半天，终又虔敬地返回自然：“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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