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拿上面两个部分对照一下，人们不难见出一个显著的差异：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背后支撑着一种哲学，意象派诗歌却对哲学兴味索然，或者说，还没有什么哲学投合其胃口。怀特海曾经评述道，整部西方哲学史全是在给柏拉图作注解。果真如此，以蔑视现象世界为核心的柏拉图理论必然会与意象派发生严重冲突。既然一度被目为异端的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都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一个相信可以把自然切成碎片，一个相信可以把人的染料涂满自然，正统的理性主义教条就根本不用提了。以已经相当谨慎了的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例，表面上他也坚持：“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但他的本意是凡能说尽的都能说尽，凡被言说的都是该被言说的。至于海德格尔那些虽在训诂考据方面缺乏实证，却颇资发人深省的说法，如“物理”原指花一般的自身开放现象、“元物理学”（形而上学）原指存在物自身的显露而非对物理的超越、“观念”原指物象容貌而非抽象玄思云云，则又在时间上晚于意象派。休姆倒是向其同仁灌输过柏格森的零星思想。柏格森声称达到真理的方法应是直觉的而不是知性的：“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34）类似的看法对意象派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可至少由于休姆在一战中过早阵亡，他的心血差不多等于白费。本来意象派内最有学问的当推庞德，他系研究生毕业，任过大学教师，然而正如我们已经介绍的，他可以说生来就与哲学无缘，有的只是一种天才的领悟能力。这固然是可贵的，却又是致命的。“谨防抽象”（go in fear of abstractions）的口号既使他功成名就，也使他难于深刻，气魄不大。阿尔丁顿便说过：除了诗歌领域，庞德那渊博的学识奇怪地出现了一些无知的空白。傅孝先指出，意象主义之所以仅能成为一个短期运动的原因有二：一即缺乏深厚的哲学基础；次则在于意象本身的限制，单靠意象不容易统摄复杂的生活。这简直可谓鞭辟入里，闻之犹如醍醐灌顶。不过事实上第二个原因恰恰是由第一个直接导致的——等我们考察完后边的内容，这一点必将无比醒目。

    作为被艾略特所称赞的“最卓越的大师”，要承认庞德对此还是有预感的。他明确拒斥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乃至不畏冒犯众怒，谴责意象派中的某些人从未遵守意象派纲领，把意象搞成表皮的印象或下三滥的象征。他说借十字架来意指苦难的诗人大体就算象征了；相反，“著者必须用他的意象，因为他看到它或感到它，而不是因为他认为他能用意象来支撑某种信条或伦理体系或经济。”至于印象，则指一种简单的乃至粗俗的感觉，我们不妨举一段中国诗歌的趣闻予以说明：“徐凝《咏瀑布》云：‘万古常疑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语，而东坡以为恶诗，嫌其未超脱也。然东坡《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似比徐诗更恶矣。”（35）只可惜庞德回天无术，恶诗终究盖住了善诗。1918年就有评论指出：“不幸的是，意象派已堕落到这个地步：它意味着任何一种不押韵、不规则的诗，而‘意象’——仅指其视觉上的意义——被人理解为仅意味着一种如画的印象。”其实人们已在更早的时候批评说，H·D的那首《女山神》想象力贫乏，能够在午饭前的一分钟内一气呵成。H·D的诗是这样：

    Whirl up , sea —

    whirl your pointed pines ,

    splash your great pines

    on our rocks ,

    hurl your green over us ,

    over us with your pools of fir .

    （飞旋吧，大海——

    旋起你尖锐的松针，

    将你巨大的松针

    泼来我们的岩石，

    将你的绿色抛到我们身上，

    用你杉的池塘盖住我们。）

    批评显然过分尖刻。依笔者愚见，这首诗是相当不错的。别人推崇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庞德自己推崇的却是《女山神》。不过，该批评的确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意象派的先天不足。包括庞德本人在后期诗作中那些乱用的汉字、《尚书》载“卿云歌”的日语读音，也只能表明其不严肃性，难以配称意象。他或许不在乎，因为他夸大其词地宣告过：“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要比写些卷帙浩繁的著作还好。”（It is better to present one image in a lifetime than to produce voluminous works）但专营意象的人到头来居然丧失了意象，又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嘲弄或悲哀。尤为糟糕的是，这种浅薄甚至反映到了意象派的人生态度上。本来休姆“要紧的是要证明美可能存在于渺小、不带任何感情的事物中”的原意是苏轼所谓“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或者说是提倡中国如丈夫见客大踏步就出去的苏诗，反对如女子见人先有许多妆裹作相的黄诗，问题是他们在直面事物的同时却缺少一个进行取舍的元标准，矫枉过正，致使伦纳德斥责说：“意象派在芝加哥公寓背后群蚊的嗡嗡中听到比贝多芬的交响乐更动人的东西，他们在泽西种乳牛的牛粪在夏日的蒸发中，闻出比阿拉伯的所有香气更多的芬芳。”连意象派诗人弗莱契也有这样的自白：“意象派的缺点，那就是，它不让它的信徒们对生活得出明晰的结论……这种美学思想过去曾经是，现在也还是缺乏内涵的。”可以肯定，在二战期间庞德之所以把墨索里尼引为同志，部分原因就是上述元标准的欠缺。不过得声明，我们是在将他与中国文学作比较时讲这番话的，绝对没有主张哲学万能论的意思。否则，海德格尔一代大哲，怎么也和希特勒裹搅不清呢？更何况假设碰到的是一种坏哲学（如浪漫主义身后的那种哲学），有时倒反会令人产生不如不要哲学之感。

    中国古诗的意象幸运得多。尽管王国维争辩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36）但他终归默认这些不分优劣的意象境界还是有大小之别的。若是我们记得中国文化是一个儒道佛对立互补的多元结构的话，那就该明白中国诗歌是侧重于境界较大的意象的，而境界大小与否，又多是按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来划定。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儒家，只要不对国计民生作低级狭隘、急功近利的阐释，它在这一点上便毫无疑问地是正确的：把社会历史内容引进道家对感性经验的关注，让中国古诗的意象得以附上一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钱钟书力排众议：“在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里，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的高品或正宗。”（37）也就是说，远的且不论《易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最晚自司马迁“发愤所为作”以降，中国诗歌的主导理念是“诗可以怨”。孔子的“兴观群怨”不光调尾为首，而且仅存其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居末立言，凡真能诗文者，开初均非有意于诗文。举具体作家为例，不喜陶诗枯槁的杜甫才是诗中圣王，忧国忧民、沉郁顿挫的杜诗才是作诗的本经、正宗。即使与李白相较，虽然在宏观上二人并称、难分轩轾，但在微观上喜爱杜甫的人总是要多一些：“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38）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同样是相当讲求意象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均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可他的伟大还由于他把意象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在充分重视意象的同时，又仅仅将意象当做一种技法来运用，致使人们差点忘记了他在创造意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美学的精髓正在此处。相反，意象营构单一浅淡的王维一派诗人却从未在中国诗史上称孤道寡，王维的南宗画应算第一流的画，而他的山水诗算不上第一流的诗。我们说过有人曾以某个意象成名，现在尚需补充一句：可惜成不了大名。借用克罗齐的两个术语，跟杜甫一比，他们充其量只能达到“小的大诗人”或“大的小诗人”的档次。列文指出：“艾略特称庞德为‘最卓越的大师’——但丁就是这样称呼阿诺特·丹尼尔的。不过在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但丁究竟比丹尼尔更胜一筹。”（39）艾略特最终超过了庞德，个中道理，正相与同：虽然少了意象一定不是好诗，光有意象也不见得就是好诗。

    实际上哪怕为了避免头绪过杂而丝毫不涉及社会政治因素，由拙文第一节可知，这一点也早就被从纯粹哲学思辩的角度讲得很透彻了。中国古诗固然把意象推上了一个极其显赫的位置，但数典切忌忘祖，必须重申意象地位再怎么显赫仍是有条件的。与“画到生时是熟时”（郑板桥）相仿佛，中国诗人面向事物、离析出直观的意象经过了一个返朴归真的艰难历程，其典型方式极似一位老僧三十年前参禅时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中间亲见知识，却见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未了得个体歇之处，复见山只是山、水只是水。对“如何是佛法大意”的回答，纵虽是“春来草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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