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种对民间俗文化的研究，对上层文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雅文化形成与发展紧密相连。这种研究，有利于发挥传统民俗在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应用研究。最终建立起中国民俗学的分支学科理论和民俗学专论的学科体系。

三、何实现民俗学研究方向的战略转移

民俗学源于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民俗学必须为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服务——这是由民俗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民俗学的生命力所在。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说民俗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综合性、边缘性学科。

当然，强调民俗学的应用性，并不意味着忽略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理论是实践的指导；实践只有上升为理论才会变得更完善、更成熟。任何正确的理论，都应该是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而理论必须对实践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这一理论才能变得更有用。忽视了这一点，为理论而理论，就可能把理论研究引入死胡同。所以，理论离不开实践，理论必须联系实践——以实践作为研究的基础，为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

搞好民俗学的应用研究，首先要在学科建设上确立理论民俗学和应用民俗学两大体系，互有分工，互相配合，协调发展。为此，做好民俗学的学科调整十分必要。要把民俗学从民间文学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在本科或大专的学习期间，就拥有系统的，独特的民俗学专门知识。只有这样，培养出的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专门人才。为此，可以在开始时，为民俗学的应用部门——旅游行业、博物馆行业、基层群众文化工作部门定向培养大专生和本科生。也许数量不会太大，但因为是定向招生，既有利于专门人才的培养，又不存在学生毕业后的分配问题。而只要让社会逐渐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价值，报考此专业的学生就会迅速增加，包括港台及海外的学生。从而保证了民俗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既包括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广泛性、适用性，同时也体现在研究人员组成的广泛性、适用性。正如乌丙安先生所说，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民族学、文学等都在关注民俗文化。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应用研究，只有在民俗学者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借鉴、相互交融中才能实现。“精彩源于打破后的重组”。这种广泛性不仅体现在各学科学者的重新组合，而且体现在从事研究的人员与从事民俗学宣传、普及、乃至管理工作的人员的广泛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研究角度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民俗学“产、学、研、销”的有机结合，推动研究成果的广泛应用和普及。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反之靠少数“英精”是做不好的。

从学科建设角度来看，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的战略转移，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近代物理学、数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的发展历程无不说明，学科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同步。在强调理论研究的同时，把精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方面来，这些学科才能为社会所认可。社会对学科的认可程度，标志着学科本身的兴衰。目前经济学的繁荣，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伦理学的边缘性研究，为社会和个人的经济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选择参考，这里体现的正是应用的原则。

实现民俗学研究方向的战略转移，还必须建立强大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国民俗学会是最高一级的民俗学专业团体，在这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民俗学会要协调组织各相关单位、地方性学会，制定全国统一的民俗学发展规划，集中优势，联合攻关。同时，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既积极又稳妥地推动民俗学研究向前发展。否则，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就会将有限的能力分散，同时又缺乏统一的目标。这种做法，是典型的一家一户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与强调相互协调、联合作战的大生产相差较远，必须转变。另外，还要在各级组织、同级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的合作中，形成一套合理的制度，以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民俗学研究本身的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成为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

实现民俗学研究方向的战略转移，有一批年富力强，跨学科、复合型的专门人才十分重要。而这批人才的产生不可能自天而降。除了个人有意识的自我锻炼，自我培养之外，各级组织的有计划培养尤其重要。作为第一步，可组织社会各界的人才，集中优势编辑一套应用民俗学方面的系列丛书。其意义体现在：第一，它可以作为培养民俗应用型人才的教材；第二，编写这一系列丛书本身，就是从实践中培养上述人才的有效途径，可谓一举两得。（好在目前有些出版社已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意义，正在进行这套丛书的选题论证工作，编写工作也将在不久即可开始。）

专业民俗学者还应自觉地与民间的民俗学者相结合，主动地向他们学习。因为这些民间民俗学者长期生活在民间，掌握着大量、系统的民俗知识，有很多还是“民俗通”。他们所掌握的东西，是专业，特别是理论民俗学者所需要的宝贵资料，尤其是民间民俗学者撰写的民俗学专著，更是长年积累思考的血汗结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还要帮助民间民俗学者提高理论水平，使其研究不断深入。二者的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这是民俗事业发展的另一重要基础。

最后，让我们牢记钟敬文先生的教导：无论是为具体目标所进行的应用研究，还是一般性的基础研究，学术取向上和研究过程中的非功利性，始终是自顾颉刚以来中国民俗学保持高水平、高境界的优秀传统和基础保证。只有这样，中国民俗学才能始终成为“无用之大用”。（《谈谈民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经过上述努力，“在世纪之交的未来10—20年间，中国民俗文化的剧变和传统民俗的广泛开发和应用，将会在全社会突出起来并发展下去。”（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跨世纪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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