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实现民俗学研究方向的战略转移

值此跨入新世纪之际，中国民俗文化正处在历史剧变的紧要关头。然而，中国当前的民俗学研究，对这一剧变的重要意义，发展方向，似乎尚未形成清醒、明确的认识，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这主要表现在：民俗学目前仅有一些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点，而没有本科或专科生，更少有独立的民俗学专业。而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点，又大多设在高校的中文系当中，所研究的方向基本上限于民间文学的范围。如此一来就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在很多关于民俗学的研讨会上，所讨论的内容大多是关于民间文学的，甚至是民间文学领域中的一些细节、技术性的问题。与之相反，大量的关于民俗学的重要内容却无人研讨。这一倾向也反映在研究成果——图书、文章方面。民俗学依附于民间文学的另一个结果是，民俗学研究越来越成为少数人在书斋中钻研的象牙塔，而置现实需要于不顾。有些人更以孤芳自赏的态度，片面强调理论的重要，仿佛理论可以成为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小摆设。因此，当某些圈内人士大谈民俗学研究的繁荣之际，实际上却越来越走进了死胡同，近来关于十余所大学中文系一致取消民俗学课程的行动就是明证。更不幸的是，上述问题的存在，虽然越来越引起民俗学理论、实际工作者，尤其是基层实际工作者的不满，却长期未能根本改变。

民俗学到了紧要关头，我们应该发出同一个吼声！

当然，此时此刻，仅仅限于发出吼声是不够的。问题的解决，需有一个冷静的观察和细致的思考。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他前年出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中指出：由于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因此，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更好地运转，还必须发挥道德的作用。而通过道德重整所实现的精神起飞，又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前提。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规范、习俗，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起到对社会成员的行为约束的作用。“在性质上，它更近于一种道德规范，但它在对人们生活和心理的普及及深入上比起一般的道德来更进一步。”（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民族凝聚力》）这是法律所做不到的。这种潜藏于人们心理中的一种定势，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约定俗成，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改革进一步深入的今天，包括民俗在内的文化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已日益凸现出来，民俗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作用并不会因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而改变。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导致了对民族和国家界限的超越，却未能改变民族、国家观念的消失。正因为如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伦理价值取向——爱国主义，仍然在人们心中拥有一如既往的崇高地位。民俗文化将这一主义具体化了。

无数事实表明，在考察历史时，不能仅仅看到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只有对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综合考察，才能将描述与评价、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社会风貌与历史发展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甲午海战中，位于世界海军第七位的中国北洋舰队却被第二十一位的日本海军全部消灭；五星红旗的五星，与北洋政府旗帜上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其数均为五，它与五行是什么关系？这些俯拾即是的无数事例背后，都有着某些文化方面的重要因素。忽略这一点，就不利于对它们的正确认识，更遑论解决之。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这样一种认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政治的观念表现。于是，先抓经济要紧，而文化的事则可以慢慢来。而历史的经验恰恰证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绝非是第二位的。五四以来的社会风暴，可以说就是先从文化开始的。目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困难，也往往是由于文化积习所致。因此，文化现代化刻不容缓。因为，包括民俗在内的民族传统，在指导人们、指导社会的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旧的传统被打破，新的传统又待建立，因此，失掉传统的结果，导致了人们观念中的真空，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动摇。经常披露于报端的大批官员的腐化堕落，与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与这种道德的真空状态有关。

以上，我们站在文化的高度，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民俗在社会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下面，再对这一作用的具体内容分述于下。

第一、提倡民俗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国人的自豪感和自觉为祖国奉献的责任感。在这方面，已故的胡絮青老人有一段生动的论述：“民俗是一种凝聚力，正是民俗的一个个小的单元，构成了民族和民俗文化。国家不论大小，凡是民俗越发达越讲究的，其文化必定越高，越不可征服，因为民俗是一种凝聚力。一个民族总有一种历史的骄傲，这种骄傲便是民心团结的原动力。民俗正象伟大的古迹一样，成为这种心态的提醒者”。

第二、提倡民俗文化，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规范，仅仅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在犯罪面前，法律的制定总是滞后的。这就为一些人冠冕堂皇地践踏公共利益提供了机会。而民俗作为一种存在于公众观念当中，不成文却为全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准则和习惯，乃至这当中的一些禁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束缚人们行为，进而有利于社会秩序正常的作用。

民俗就是这样一种人们遵照它行动，却又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的一种精神力量。而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并用，则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借此弥补了法治的不足。

第三、提倡民俗文化，有利于丰富人民生活。娱乐民俗是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特别是全民参与的形式，成为民间自娱自乐的审美享受。这在年节风俗、庙会民俗，以及平时的说书、串街等大量的表现形式中体现出来。这种娱乐不需要政府投资，也不必请大批的专门演员，在道具、服装等方面更不奢求，为民间所喜闻乐见。更重要的是，这种娱乐还通过因果报应、讽刺不良现象等内容，起到了相当的教化作用。

第四、提倡民俗文化，有利于繁荣经济。昔日遍及全国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与近年被越炒越热的庙会，无一不是试图通过文化活动扩大财源，增加收入。但问题在于，既然把民俗作为一种产业来开发，那就应该遵守这一开发行为本身的运作规律。不仅如此，更应该对民俗文化本身有所了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否则，就是滥采乱伐，最终破坏了这一资源。目前庙会发展的趋势就证明了这一点。2001年12月6日的电视节目中报道，持续十多年的北京地坛庙会在新一年春节招商会上，因摊位费过高，商贩难以接受而遭冷遇。这些人表示，北京的庙会很多，不一定非要在此摆摊。这一现象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由于社会各界争办庙会，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庙会摊位费的降低。“我们认识到，包括庙会在内的风土人情……是潜在的价值很高的无形资产。”（《北京庙会史料》前言）如果这一潜在价值因竞争而降至期望值以下时，庙会还能否存在？据说，昔日的老北京庙会，除雍和宫打鬼为限制人数而少量收费外，其余庙会一律免费进入。而今天的北京庙会正相反，除厂甸庙会因无庙有会而以琉璃厂大街为场地免去收费以外，一律都收费。甚至连隆福大厦在商城顶层开办的所谓庙会也要买票进入。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庙会一律为官办，管理上的整齐划一就在所难免。这不仅有背于庙会的传统，而且与产业开发的基本要求相违。要办好庙会，必须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通过举办民俗活动，进行产业开发，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

第五、提倡民俗文化，有利于抵御文化帝国主义。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主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借助他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的优势，将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乃至语言，强行输入到世界各地，从而将世界范围内的一切文化，统统规范到他们的统一格式当中，迫使他们跟着西方走现代化之路。在这里，“西方”与“现代”、“现代化”混淆在了一起，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无疑，这种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原先按照独自的文明之路和文化价值观念发展的社会和人群，遭到沉重的，甚至是灭绝性的打击。

这一严峻的局面使我们又想起那句话：经济的竞争，实际是文化的竞争。应该看到，西方式现代化在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很多人的劳动强度和负担未见减轻，据社会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美国人进入精神病院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因此，这种现代化并不能成为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而致力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形成相互协调、顺乎天性的关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这一点，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民俗文化中，这方面的成功事例很多。这正是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所在。

二、民俗学研究方向转移何方

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民俗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当前中国民俗文化的变革现状，而去从事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只有在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动中国民俗学本身的发展。在这里乌先生将对现状与对历史的研究并列，作为发展民俗事业的重要途径。同时，强调要从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转移到对中国民俗文化变革现状的关注。的确，当我们还来不及为来之不易的民俗学成就而兴奋的时候，随着国门的打开，外来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强大声势迎面扑来。这对原本带有封闭性，甚至宗法性小生产式的民俗文化研究，形成强大的攻势。它敦促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严峻的局面，自觉地运用文化法则去适应中国民俗文化的剧变，实现研究方向的战略转移。具体来说，我们要在重视理论民俗学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方面来，切实发挥民俗学在社会变革中所应起到的作用。

实现这一战略转移，正是体现了民俗学既是古代学又是现代学的特点，同时也是中国民俗学理论和观念的重大突破，必将发生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将民俗学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且有利于民俗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民俗学本身的发展。它继承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优良学术传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1925年4月30日—5月2日，顾颉刚、孙伏园、高庚、容肇祖、庄严等对妙峰山进香庙会的调查，以其田野工作的设想和实绩，特别是其方法，标志着中国民俗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种方法在后来的民俗学研究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也正是继承上述传统的具体体现。

美国人类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也是本着这一精神，通过运用文化类型理论，对日本文化进行分析，用“菊花与刀”作为它的象征。进而从文化的角度，强调了同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在不同国家不一定都适用。这是运用文化学说分析民俗习惯，为政治和军事服务的典型实例。作者依此写就的《菊花与刀——日本的文化模式》一书，与她的另一名著《文化模式》一起，成为世界人类文化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这表明，搞应用学研究与从事纯理论研究一样，都是科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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