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年（1738），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      

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15] 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

虽然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16]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二

以上从具体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桐城派的兴起，可见桐城派的兴起主要与文学发展、科举制度、学术思想等具体文化领域密切相关。事实上，一些学者或从文学发展，或从学术流变等角度已经探讨过桐城派的兴起。但笔者于此用狭义文化的理论将这些方面整合起来，使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桐城派的兴起。

要从文化的角度完整理解桐城派的兴起，还有必要对桐城派这一文化现象兴起所根植的区域背景作一考察。        

在论及区域因素对桐城派形成的影响时，学者们一般多会强调区域因素在桐城派兴起中的重要作用。《桐城县志略》说：“桐城西北环山，民厚而朴，代有学者；东南滨水，民秀而文，历出闻人，风俗质素。”[17]桐城派人士就常常将桐城派的兴起归结于桐城的秀美风光，姚鼐就认为桐城“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故“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18]方东树也认为：“桐城于地势尤当其秀，毓山川之灵独多，人文最盛，……于是则有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三者出，日久论定，海内翕然宗之。”[19] 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是桐城的奇丽山水孕育了桐城派文人。[20]

笔者于此无意再强调区域背景对桐城派兴起的特殊意义。笔者于此要强调的是：区域因素确实为一个有广泛性影响的文化派别的兴起提供了地理前提与人文基础，但对于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派，显然不能把区域因素作为其兴起的全部缘由。

客观考察，清代学术文化呈现出区域性文化的独特格局，不少学术、文学派别被冠以地名，如经学，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史学领域，有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浙东史学” ；文学领域，有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等。如果都将这些学派的兴起归结为区域因素的影响，显然缺乏说服力。

学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但夸大桐城的区域因素对桐城派兴起的影响显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一些历史上文化并不发达、地理环境无可圈点的地方，在编撰方志时也往往尽力网罗屈指可数的地方名人，发掘本地似可圈点的风景名胜，并将两者用因果的逻辑关系联系起来。事实上，将地方学术文化的兴盛与区域因素相联系是古代中国方志，包括现今方志的编撰普遍存在的现象。用这样普遍性的一种观点显然难以有说服力地解释桐城派的兴起。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在论及方苞时就说：“方苞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他官高、年长，饮誉海内，也因为他是位皇帝称许的古文与八股文名家，这与他是桐城人毫不相干。”[21]当然，恒慕义的这句话并非否定桐城派的兴起与桐城之间的关系，他只是认为方苞作为名震一时的古文家与他是桐城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从扩展开来的意义看，地域因素对地方学术文化派别形成的影响，不应该只局限于对某一特定地理空间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一特定地域的文学派别可能会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但绝不会扩展为影响追随者众多的、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派别。区域因素虽然对这种文化派别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但本文于此更强调的是某一特定地域为某一文化派别扩展所提供的地域关系纽带。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主体，可以表述为：在康熙至嘉庆初年，以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为代表的一批桐城籍古文家，以桐城为关系纽带，前后传承，互相呼应，使桐城派古文的影响逐渐扩大。因桐城这一特定地域而产生的各种人际关系，如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师生关系、学友关系为桐城派的萌芽、发展、扩大、成“派”提供了重要条件。

考察桐城派的三位主要奠基者，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成名抑或相交相识均不在桐城。方苞曾说：“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充居焉。”[22]可见，方苞只是籍贯桐城。刘大櫆始得文名，缘于在北京得到同乡前辈方苞的赏识。姚鼐的后半生主要在书院讲学，讲学的地点都与桐城无缘。虽然如此，桐城却是他们关系纽带的连接点，《清史稿·姚鼐传》在论及桐城派成派过程时说：“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诀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23]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桐城”确实为清代古文一派的成派过程提供了地域纽带的重要作用。刘大櫆是藉桐城同乡关系才得以在京城拜识方苞，姚鼐受教于刘大櫆则是得益于伯父姚范与同邑刘大櫆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历史的偶然，三个前后相继的古文大家都是桐城藉，正是这种外在的偶然性联系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当古文一派以桐城之名显扬于天下后，桐城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域空间的重要性反而较以前凸现出来，极大地强化了桐城及相邻地区究治古文的风气，桐城一时成为众多古文家活动的中心。姚莹在忆及桐城时曾说：“北园者，桐城方竹吾之居也，……嘉庆十一二年间，则有李海帆、朱歌堂、方植之、马元伯、左匡叔、徐六襄、张阮林、刘孟涂、吴子方、光聿原、朱鲁存，此十数人者，皆以文章道义相取。余时年略少，每与往来，觞咏其中，以为竹林之游，无以过也。”[24]姚莹在这里所提到的方东树、刘开，包括姚莹本人，后来都成为桐城派的中坚。

桐城派发展到姚鼐时，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治古文者往往借同乡、师生、亲属等关系来证明、强化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故桐城派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员籍贯日益掺杂，传播地域日渐扩展，其成员的构成也最终脱离出桐城这一地域的界定而走向全国，成为一个囊括众多地区杰出文士的文派。

综上所述，桐城派的崛起与扩展，恰好与当时的政治、学术、文学发展流变相吻合，故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发展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与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底蕴也为桐城派的崛起提供了支撑，为古文一派的成“派”提供了地域关系的纽带与必要的条件。

【注释】

[1] 永榕、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尧峰文钞》，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914页

[2] 《明史·文苑传》第24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48页。

[3] 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43页。

[4] （日）吉川幸次郎著，陈顺智、徐少舟译《中国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5] 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周本淳点校：《震川先生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震川文集》，第908页。

[7] 转引自尤信雄著《桐城文派学述》，台湾文津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8]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页。

[9]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10，直介斋丛刊本。

[10] 《清史稿·选举三》第12 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9页。

[11] 李元度：《<古文笔法百篇>序》，（清）李抚九选编，黄仁黼纂定：《古文笔法百篇》，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页。

[12] 曾国藩：《<谢子湘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19页。

[13] 戴名世：《<方灵皋稿>序》，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页。

[14] 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303页。

[15] 梅曾亮：《陈石士先生授经图记》，《柏岘山房文集》卷10，咸丰六年刊本。

[16] 见陆联星：《桐城三大家时代学术文化之横观》，安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编：《桐城派研究论文选》，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76页；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梦苕盫读书札记》，《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等。事实上，早在清代，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了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之间的联系，并据此抨击桐城派。包世臣就指出：“然古文自南宋以来，皆以为时文之法繁芜无骨势，茅坤、归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谓真古矣，乃与时文迩近。”(包世臣：《读大云山房文集》，《艺舟双辑》卷1，万有文库本。)

[17] 《桐城县志略·礼俗篇》，民国二十五年本，第46页。

[18]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19] 方东树：《刘悌堂诗集序》，《仪卫轩文集》卷5，同治七年刻本。

[20] 持类似的观点有：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台湾）尤信雄著：《桐城文派学述》，第11－14页。

[21] 房兆楹原著，张石翻译：《方苞》，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参见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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