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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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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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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便会非常简单。尽管这一折可能相当复杂，舞台指示可能会简化为：“等……一折下……，……上／云／唱。”（注：金文京著《〈元刊杂剧三十种〉序说》，见《未名》，Ⅲ(1983)，第46-75页；及《〈元刊杂剧三十种〉序说补正》，见《未名》，Ⅳ(1983)，第64-67页。）正旦或正末在一折中首次出场时出现的“旦扮”或“末扮”字样，并不是像现代学者编订元杂剧时所以为的那样，表示“正旦扮……”或“正末扮……”，因为“扮”的后面并没有剧中人物的名字。这些字眼应该表示“扮成旦”或“扮成末”，也就是穿旦或末的常规戏服，而不是穿其他的戏服，如丧服、盔甲或鬼装等。
作为“正旦”或“正末”角本的元刊本，其内容是十分详尽的。演员所要唱和说的，以及何时唱、如何唱等细节，都大小不遗，一概俱全。为“正旦”或“正末”而写的舞台指示，比后期版本中的更为详尽。有时甚至对于一段唱词以什么情感唱也有明确的指示。例如，关汉卿的《拜月亭》，这个杂剧目前只有元刊本流传下来。这个剧本中对“正旦”有非常详尽的舞台指示，要求她演出非常复杂的感情变化，有时甚至在一瞬间表演各种不同的情感。其他作品的舞台指示虽然不如《拜月亭》那么详尽和全面，但显然已形成了一套明确的术语，很可能元杂剧中有一套相应的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艺术与之配应。（注：伊维德著《关于〈拜月亭〉剧本和演出的几个问题》，见《关汉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4年），第55-77页。）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元刊本中的俗字可能会难倒今天的读者，它却细心地标明戏曲的音乐结构。曲牌印在黑底白字的方块中。而“衬字”在印刷上跟“正字”分得很清楚，舞台指示与宾白也和唱词部分泾渭分明。
遗憾的是，很多编订元刊本的现代学者并不清楚元刊本其实是角本，而把它作为不完整的案头剧本来加以编辑，将许多万历刊本的特色强加在元刊本上，并依照这些本子的常规来“改正”元刊本。这样，元刊本的许多现代版本也变得不可靠了。再者，如果元杂剧是以正旦或正末的唱词为主的角本，那么可能根本不存在完整写出的剧本。当然，剧作家一定会在脑子里对舞台上演出的故事有一个清晰的构想，但由于配角的戏十分有限，有经验的演员只要有少量的舞台指示就能演好，而无需完整的剧本。给正末或正旦看的本文，将提供足够的指示。只有提词人或审查剧目的官员，才需要一个完整的剧本。我个人认为正旦或正末的角本就是剧作家创作的最初形式，而像明万历年间那样完整写出的本子在元代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可否认为《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用来研究剧作家最初创作的可靠舞台资料呢？就算这一点也需要三思。一般认为《元刊杂剧三十种》里的大部分作品是13世纪后半期活跃在北方的作家所创作的，而大部分剧本可能是14世纪在杭州印行的。许多已显示出了后期改编的痕迹，例如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虽然它们可以代表元代的舞台演出情况，但和作者最早写出的作品已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但剧作家对这一点并不在意，作为戏剧从业人员，他们认识到在没有金钱资助的情况下，任何剧本只有灵活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才可能生存下去。
结论
那么，为什么说其实我们读到的并不是“元”杂剧呢？元杂剧原来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戏剧形式，以正旦或正末的演唱为主。而唱词有时十分直露和粗俗。杂剧一旦被明代统治者改编为一种宫廷娱乐，就发生了许多本质上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许多剧本要重写，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剧本的全部内容必须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而戏剧演出环境的变化加强了杂剧的戏剧性。万历年间出现的元杂剧版本正是这些改编和压力的结果。其后，《元曲选》的编者又将这些宫廷演出本改编为江南文人书斋中阅读的案头剧本。因此，可以说这些剧本从商业性的城市舞台，经过宫廷官宦机构，最终流落到了学者们的书斋。而只有在进入书斋之后，戏剧才成为固定的，供阅读和阐释的文本。经过许多人的手之后，它们才被作为某个作家的作品来研究。
但是，当我们阅读这些晚期的元杂剧剧本时，我们其实是在阅读无作者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儒莲和巴赞将元杂剧作为中国文化本身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某个特定作家或时代的反映来研究可能是正确的。这一点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未想到。当然，《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元刊本其实是反映了元代的演出情况。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往往是从晚明版本的角度来阅读这些剧本。就是在现在可以看到的元刊杂剧的校注本中，这种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完全依靠元代剧本来研究元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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