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对于加强中法文化界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乃至世界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笔者在法求学期间，查阅了大量的原版资料，同时借鉴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在本文中试以出版时间为序，系统地梳理在法国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中国古典诗歌文献资料，并加以述评，期待对国内同行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 中国古典诗歌/法国/传播史

       一、十八世纪
    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文化界的第一次亮相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1714年9月7日，法国汉学家尼古拉·弗雷列(Nicolas Fréret)在碑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宣读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诗歌》(De la poésie chinoise)的学术论文，并用汉语朗读了文中所引的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中的两首中文诗歌。这篇学术报告的摘要后来被刊登在《碑文与美文学院院报》上。弗雷列引用的《玉娇梨》中的诗称不上是中国古诗的代表作，他那段文字的介绍也非常简单并夹杂着错误，但这可能是法国最早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献了。
    但遗憾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正折服于来华传教士笔下孔子儒家哲学的描绘，中国古典诗歌只有“五经”之首的《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偶尔被选译和介绍。倍受华人称赞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诗篇也仅在迪阿尔德神甫（le père Jean-Baptiste Du Halde，也有译为杜赫德）所著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tion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以及北京耶稣会教士(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编撰的《中国人杂记》(Mémoires concernant l' histoire, les sciences,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tc.des Chinois)中被零星提及。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中西方交通不便，少数来华传教士的日记、书信等则成了当时法国权贵了解神秘中国的重要依据。中国古典诗文学作为一种相当艰深的文学种类，其价值和魅力并没有被法国当时社会和文化界所认识。
    二、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中叶，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德埃尔韦·圣德尼侯爵(Marie-Jean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1862年在巴黎出版的《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译集，可以认为是法国出版史上第一本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选集。书中收录的唐代35位诗人的97首诗都是首次被翻译成法语，可谓是法译唐诗的开山之作。
    作品附有一篇长达90页题为《中国人的诗歌艺术和韵律》(L'art poétique et la prosodie chez les Chinois)的引言，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自《诗经》以来中国诗词的发展历史，并阐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和诗体。这篇引言被法国汉学界公认为是最早并具有相当价值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文献。圣德尼侯爵在诗集中，以李白、杜甫、著名诗人以及其他诗人为序分成四个章节。他选诗的宗旨以展现中国的风土人情为主，译文优美、注解详尽，使得法国公众第一次领略唐诗瑰丽的文字背后所传达的优美意境。诗集一经出版就深受当时评论界的好评。
    5年后的1867年，法国著名作家泰奥菲勒·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22岁的女儿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在其中国家庭教师丁敦龄(Tin-Tun-Ling)的帮助下出版了一本中国古诗集，这就是西方赫赫有名的《玉书》(Le livre de Jade)。朱迪特·戈蒂埃在《玉书》中选译了《诗经》以及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等诗人的诗作，还将丁敦龄的数首作品收录其册。《玉书》以恋人、月亮、行旅、战争、酒、秋、诗人七个主题将诗进行分类，在1902年再版时又增加了宫廷这一主题，并修饰了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图案。朱迪特的译诗没有参考前人的作品和研究，风格特例独行；译诗没有累赘的注解和介绍，纯粹以她个人的品位和想象，用一种自然清新又富有诗意的散文式语言重新书写了中国古诗。虽然朱迪特的翻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评论界对此也褒贬不一，但她的作品通俗易懂，很适合西方读者的消遣和赏析。《玉书》出版至今，历经五次重版，在公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开始得到重视并流行一时。
    十九世纪另一本值得关注的作品是法国巴那斯派(Parnasse)①诗人埃米尔·布勒蒙(Emile Blémont)在1886年出版的《中国诗》(Poèmes de Chine)。他搜集翻译了李白、杜甫，以及《诗经》、《离骚》、《民歌》等不同诗人和不同体裁的各类诗文，以《春》、《秋》、《英雄》（诗）和《传说故事》四个章节构成全书。布勒蒙可能不通汉语，他的译文与原作本意有一定出入，部分译诗是引用他人的材料加以重新构思创作的，因此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古诗选，而更倾向于一部“创译”作品。但他的译诗结构精巧，辞藻华丽，值得一读。
    朱迪特·戈蒂埃和埃米尔·布勒蒙的两部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他们摆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音韵、格律和平仄，进行了形式自由的“再创作”(réécriture)，使得他们的作品更能被法国的读者所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由此变得本地化和通俗化了。
    十九世纪末的1896年，一部有份量的中国古诗译作在法国问世。它是由耶稣会教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以法语和拉丁语双语翻译的《诗经》(Cheu king)。在这部作品中，他努力展现原书的全貌，避免加入个人的评论，译文忠实可信，在法国学界有相当的影响。顾赛芬长期在中国传教，对中国儒家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终生辛勤笔耕，几乎翻译出版了所有的儒家经典文献，其数量之多、涉及之广，在国外汉学界中也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中国古典诗歌在十九世纪法国的传播只是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萌芽期，那到了二十世纪，她就进入了全面开枝散叶的成长期了。
    三、二十世纪前期
    二十世纪前期，为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的传播和影响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两类人员组成，他们分别是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的法国外交官和学者以及中国留法学人。
    19世纪末，卡米耶－克莱芒·安博－于阿尔(Camille-Clément Imbault-Huart)编译了一本《十四～十九世纪的中国诗选》(La poésie chinoise du XIVe au XIXe siècle)。这本1886年出版的小册子收录了明清两代刘伯温、杨基、袁枚、乾隆皇帝以及曾国藩等六人的21首诗。卡米耶曾在上海和北京的法国使领馆担任翻译，后来又出任法国驻广东领事，是一名精通汉语的外交官。卡米耶收录的诗人不少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帝王和政治家，他本人也极富政治敏感性。卡米耶用一首暗喻当时中法冲突情景的《哀歌》(Eldgie)作为诗集的结尾，使得整本诗集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的烙印。
    同样在中国有生活经历的法国大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1919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古代节日和歌谣》(Fêtese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的民俗研究作品。在书中第一部分百余页的篇幅里，他对《诗经·国风》里的爱情诗歌做了逐字逐句、追根溯源的详细翻译和注释，表现出了严谨的治学风范。这本书可以被看作西方人解读《诗经》的重要参考文献，在法国颇有影响并有英译本问世。
    四年之后，法国长驻中国的外交官、汉学家乔治·苏利耶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②出版了一本239页的《宋词选》(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当时宋词在西方几乎不为人知，此前只有朱迪特·戈蒂埃的《玉书》中曾提到过宋代苏轼、李清照等人的少量作品。苏利耶德莫朗在书中收录了宋代李清照、朱淑真、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27位著名词人众多的作品，由此，他的《宋词选》填补了法译宋词领域的空白，成为法国重要的断代译诗集之一。
    法国声名显赫的外交官兼大诗人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曾在中国工作十余年，他也译过中国古典诗词，但他不通汉语，只能在研读别人译成法文的中国古诗基础上，改写为法文诗。他三十年代末先后出版的两部作品《拟中国小诗》(Petits　poёmes d'après, le chinois)和《拟中国诗补》(Autres poёmes d'après le chinois)就是分别根据中国留法学者曾仲鸣和朱迪特·戈蒂埃的《玉书》改写而成的。③但这两部作品并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得到较广的传播，那么我国留法学人对此所作的贡献是值得一书的。在这些学者中，尤为突出的是梁宗岱、罗大冈、徐仲年、曾仲鸣等人。
    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梁宗岱少年时就博得“南国诗人”的称誉。梁宗岱的语言能力卓越，诗学功底深厚。他曾说：“我自己在生活上最爱野朴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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