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二战后美国学界文化视野内的儒学与民主比较研究，就其考察进路与实质来看，基本上都是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框架模式下发生与展开的；就其具体的研究来说，此一专门课题的探究与时俯仰、随风丕变，涉及了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内的许多学者，期间所产生的大量相关学术成果，交织着批判性解读与创造性误读的双重脉动，精芜杂陈而瑕瑜互见。
【关键词】 文化；体用；儒学；民主

　　
　　20世纪中期以来，厕身儒学与民主比较研究的美国学人至少包括顾立雅、费正清、列文森、史华慈、柯文、墨子刻、穆迪、亨廷顿、狄百瑞、郝大维、安乐哲等等十余位一流专家，所及领域驳杂、牵涉人物众多、相关成果丰硕。系统梳理此一领域对于深入体认儒学价值和民主品格、把握和寻找中国特色的民治道路颇有裨益。
　　
　　一、研究进路的随风丕变
　　
　　(一)从汉学到中国学
　　先是顾立雅(H.G.Greel)、费正清(Jhon KingFairbank)、列文森(Joseph R.Levemon)和史华慈(Ben-jmain Schwartz)等在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儒学与民主比较研究中从汉学到中国学的律动。
　　作为20世纪美国的著名汉学家，顾立雅在他的代表作《孔子与中国之道》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1949年初版)的第十五章对“儒学与西方民主”论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在对相关学术史进行细致爬梳之后，顾氏指出耶稣会士们的儒学介绍对欧洲启蒙哲学的发生和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认为在法国大革命所以发生的诸多原因之中，有一种“精神的革命”，“在17和18世纪，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精神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鉴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在美国革命的酝酿阶段发挥过明显的作用，并对革命后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逻辑地来看，作为一项重要因素促使17、18世纪法国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转变的儒学，自然有其间接影响美国民主思想发展的可能，于是作者强调：“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的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表现出来。”他注意到“杰斐逊的一封信明显地表现出他意识到了重农主义与中国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顾立雅对儒学与民主关系的检讨借助的是其中国上古史研究之母体的话，那么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对同一问题的解读所依赖的则是其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深度关注，而这，恰恰体现了国际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研究的流变。前者研究重点在古代中国文明，后者则“注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相互关系，而对中国古代文明只作背景介绍”。费正清、列文森、史华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美国与中国》(1958)、《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958)、《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9)等著作于此是很好的说明；暮年的史华慈曾有曰：“费正清对现实的问题更感兴趣”。
　　作为“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创立的“冲击反应说”对20世纪下半期整个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都有着重大影响。在他看来，“2000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惰性，说明为什么中国近代反对那种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长的路”，儒学的道德原则和礼乐制度助长了家长式统治，并产生了高度的专制主义，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滋生民主理念的温床。列文森和史华慈都是费正清的学生，对儒学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二人的看法与费氏基本上一脉相承：前者称“在本质上儒家是反对多数统治的”，由儒家制定的道德，“说得难听一点，是君主和儒家相互依赖的标志”，”近世中国的共和其实是“中国人对儒学虔敬之心的溶解剂”，视儒学为博物馆中的哲学；后者更通过严复之口强调了在中国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和社会自治之“公心”的缺失，宣称中国儒家传统中缺少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础，认为儒学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内在特征，在自由、平等和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先天缺陷。
　　此一时期，哈佛学派的分析基本上是否定性的。比如，早在1953年出版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心灵》一书中列文森就坚称，虽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许多具有传统思想的思想家仍然活着”，但由于西方入侵而丧尽了和现实中国联系的儒教，作为一种思想，本身已经死亡，失去了客观价值的它此时所具有的不过是单纯的主观意义而已。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二)从否定性批判到温情地认同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界对儒学与民主问题的探讨有了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人们开始乐观地审视两者的关系。相关学者包括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墨子刻(Thomas A.Metzger)、穆迪(Peter R.Moody Jr)等(柯文也在其中，后文集中介绍)，在各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中，三者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对于儒学中民主价值的温情认同。当然，这种认同是在深刻认识此前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事实上，从1960年代中后期到1970年代开初包括史华慈在内的一批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传统近代模式的反思；前后及稍晚还有宣道华(Stuart Schram)、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林毓生、孔飞力(Philip A.Kuhn)、贾祖膦(Jerome Gilder)、张灏等等；狄百瑞和墨子刻也是其中的两员大将；转变的发生，既不孤单也非偶然。
　　狄墨二氏的研究重点都是新儒学。与史华慈对儒学保守主义特征的认知不同，反对仅仅根据西方的观念来规定“自由主义”含义的狄百瑞，通过对宋明儒学的研究，努力发掘了儒学中的自由主义精神，从而为传统儒学的现代更生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理据。在他看来，孔子固然可以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但同时他也提倡要以过去的理想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基础，因此又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儒家的自由主义在黄宗羲的思想中达到了顶峰，并且强调，不管是对帝制和专断权力的批判，还是对依靠制度和法律改革来消除君主制弊端的设想，抑或其教育思想、博学主张等等，无不彰显着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象；遗憾的是，理学(作者对朱熹思想的自由主义质素也进行了考察)中的这种自由主义倾向后来逐渐消失了。墨子刻的观点见于1977年出版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作者通过对既有研究进路的批判，特别是对儒家思想中所谓“困境意识”的论证，给儒学的继续发展“塑造”了可能性因由，指出：这种困境意识在儒学体系中产生了一种动力，使得它能够在困境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促成自身的创造性发展，也就是一种能够变革传统的动力。准是，能够成功摆脱宋明时期历史困境、促使政治文化得以继续向前发展演进的儒学，在近代自然也能够完成其现代性转换，探索到继续发展的前进之路，开出现代自由民主精神之花。

　穆迪的加盟来得似乎要晚一些，在1988年出版的《后儒家社会的政治对立》中，他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儒学与民主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他看来，1980年代亚洲和拉美地区的民主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政治学家们又重新燃起了对民主化运动的研究兴趣，这使得对儒学与民主关系进行检视显得尤为必要。作者通过对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的分析和强调，巧妙地使儒学甩掉了此前被人强加的民主克星的包袱，强调儒学并不是必然导向专制，其核心观念与现代民主理念也并不相冲突；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在历史上之所以长期无法形成民主政治，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社会力量或制度来约束权力的行使或与国家政权相抗衡；“简要而言，在儒学之中并没有与民主价值或制度相敌对之处(无论不民主的儒家社会在历史上曾经是怎样的)。如果实用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主题的话，儒学无疑是反现代的，它是一种理性反实用主义。但尽管儒家社会未能自发地产生出现代化，但一旦现代化被引导产生出来，他们显得比其它类型的传统社会更容易取得巨大成功”，这是对儒学推动现代社会发展作用的大胆肯定。就在穆迪出书的同一年，狄百瑞在一次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是儒学——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宗教性’说教——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近代化历程中)儒学起着马克斯·韦伯所认定的有效的具有强制性的宗教载体的作用，是处理与世界紧张状态的超越性价值，而佛教与道教，这些通常人们认为的‘宗教’，很少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晚近于1998年出版的《儒教主义与亚洲价值》和《亚洲价值与人权》中他对儒学与民主问题的新阐释，同样基本上都是肯定性的。
　　
　　(三)从外部观审到内在考量
　　对战后到80年代美国学界的儒学与民主关系探究而言，在研究取向上从注重思想存在条件的外部观审到突出思想自身质素的内在考量的时代流变，比照上面提到的从否定到肯定的变换，毋庸置疑可以作为本质之于现象看。这在从顾立雅、费正清到狄百瑞、墨子刻的相关研究中有着清晰的呈现。前者特别看重中西文化以及儒学与存在背景间的相互影响，顾立雅对启蒙时代教会力量与儒家思想对东西方不同影响力的比勘、费正清对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的阐释以及列文森对儒学与君主制关系的考索等，无不体现出经由背景和外缘的梳理来说明儒学命运及象状的“外审”趋向。对战后初期的美国汉学界的学风，史华慈有这样的回忆：“美国的学术界一般强调社会、政治史，即使对人类文化有兴趣，也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他们研究思想史，不是强调它的内涵，而是将思想活动本身当作是一社会历史现象，所以思想总是被当做社会力或心理结构的反射，而思想内涵本身则并无意义。”后者的不同在于认真强调了儒学内部和民主相关的诸多质素的情状。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对出现这种变化的外在形势和内在根据做一下补充说明，以便于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内在考量这一“本质性”现象。从外在形势来看，1970年代出现的中国中心观，开始奋力摆脱费正清的冲击一反应模式，着力强调扎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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