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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可否开出民主价值:二战后美国中国学界的相关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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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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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但“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相互支持的”，但一个深层次困难在于儒家传统里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社群概念。不过狄百瑞还是在社群主义意义所以实现的层面上，着力考察了乡约与社学问题。二者都是由儒家知识分子所主持的民间社会组织。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贯彻儒家的教育和伦理理想的实践产物，都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自发社群。由此，狄百瑞着力发明和强调了儒家传统中“不治而议”即议政而不直接参政的传统，并认为其中有公民社会的因子。
《亚洲价值与人权》问世后的第二年，郝大维和安乐哲出版了《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一书，内中从政治哲学的层面对儒学与社群的相关概念展开了深入探讨。他们发现，“儒家强调道德先于刑法，这是任何社群主义民主的一个基石性价值观”，认为“尊重祖先与文化英雄的儒家民主模式真正是一种‘先贤的民主”，强调：“亚洲的民主模式必将继续深入到美国哲学家与政治科学家们的意识中，以挑战在现代化与西方化之均衡的问题上的种种顽固假设。这种对源于亚洲的极富价值的认识本身也促使亚洲的学者进一步发掘儒学的资源，以发现真正的民主经验的固有根源所在。”
与批判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西方社群主义论者如桑德尔(Sandal)、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所宣扬的社群主义有很大的不同，狄百瑞、郝大维和安乐哲所阐释的儒家社群理念，是要在西方文化体系之外寻求一种独具特色的儒家社群主义，其研究基点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西方学界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进行的外缘求索，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不少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着深刻了解和体认的本土精英，都深知丰厚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式的民主；民主，就像当年的佛教一样，在中国就必须有一个中国的样子，要命的一点在于还得同既有的文化传统紧密接合，能直接从文化传统里剔抉化合出来更是最好不过。对于这样的诉求，无疑，狄、郝、安氏的探讨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然而并非所有探讨都能获得人们的由衷称许。毕竟，儒学研究，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学问，有着许多域外人士难以克服的限制性因素：古汉语、佛道教知识、基于传统中国家庭与社会生活的人生体验，等等。要读懂儒家经典、研究儒学历史，就必须经得起上述条件的过关性检验。事实上，对于当代中国的中青年学人来说，这些基本条件也常常让人却步不前，又遑论他乡的学人!有着深厚中学修养的安乐哲在其与罗思文合作的《(论语)的哲学诠释》一书中专门谈到了文言文的语法问题，说“尽管学术界对文言文进行了大量语言学研究”，“[但]我们并没有得到普遍适用的结论”，“如果语法规则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标尺的话，汉语则可谓没有语法(不过，在讨论虚词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的)”。由此，我们说西方学人在解读儒家文献时常有些误解歧译，也就在所难免了。
“歧”与“误”首先是知识意义上的判词。比如说，西方学者释解儒家经典时总喜欢取义《说文》，这便常常会出现某些偏失，拜读海外中国学作品总是会不时碰到这种情况。谁都知道《说文》毕竟距先秦已经有好长的年数，其中的许多释义在解经时颇不足以为据。问题是对于不少海外学者来说，像甲骨文、金文之类古文字学似乎确有些不好进入，所以取义《说文》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无奈之举(如《通过孔子而思》中对“学”的释解)，而由此带来某些缺憾也就理所当然了。因为释文是解义的基础，字的意思不恰当的话，文义的理解也就不免会有所偏差，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再阐释也就只能是误解和歧译了。再就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气韵和总体特征缺乏深刻到位的理解，导致儒学解读中大量存在僵化、程式化的现象。用郝大维和安乐哲的话说：“深邃的中国哲学常常被简化，变成某种平庸的陈词滥调”。2004年夏在接受何金俐的访谈时，安乐哲又一次唇焦舌敝地谈到，“应该说，中国哲学在西方学界获得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一直以来经受着非常深重的误读和曲解”。以儒学与民主关系考察为例，正如前面提到的，民主的制度性本质以及儒学长期服务于君主统治的双重因素，让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检视往往从制度的角度切入，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标签式地将儒学硬是与专制捆在一起，如列文森的带有严厉批判色彩的“博物馆”论，就未免有些霸道了。
值得一提的是误解也不是一无可取。与“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所具有的诠释功能”相符应，美国学界对儒学与民主问题的阐释有不少是带有创造性的诠释性误读。历史地来看，这种误读基础上的诠释与建构往往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启迪意义，而且常常对美国儒学研究的发展有其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和价值。比如前文提到的，顾立雅通过比较杰斐逊教育思想与科举制度而为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融通寻得出路的例子，便有着明显的误读嫌疑。应该来说，在战后不久的美国学界，认可儒学与民主有其相通之处，还是颇有启发性的，可是毕竟后世的科举制度同先秦儒家的教育理想相去悬殊，所以，毫无疑问，这实在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总之我们认为二战后美国学界的儒学与民主比较研究，就其考察进路与实质来看，基本上都是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框架模式下发生与展开的；纵向来看。随着东亚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社会民主的沿革进步，从战后初期否定性的关于儒学中是否具备民主质素的诘问，到后来着力发掘儒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社群主义品格，再到以社群主义为阶梯径直探讨儒家民主模式，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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