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学对于清代初中期经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自晚清迄今，一直受到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历史问题。西学是否影响经学？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以及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问题皆成为了该专题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伴随着研究视域和方法的不断创新，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即尝试着对近百年来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对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进行概括并就其中主要研究成果做出述评。
【关键词】 西学/经学/清代初中期
本文题目虽为“清代初中期西学影响经学问题研究述评”，但有必要说明的是，此处的“经学”有时也指相对西学而言的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另外，在讨论清代中期的经学与西学关系时，我们更多的是使用“汉学”一词，因为汉学无疑是最能集中反映清代中期学术基本面貌的学术形态。
明末清初，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中国掀起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在此期间，经由传教士的学术传教活动，中国人得以面对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宗教、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由此揭开了中西文化沟通的序幕。其高潮大约持续到清朝雍正年间，此后由于清廷厉行禁教，遂告中断。然已经传入的西学却并未因此中绝。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清代前中期主体学术形态的发展究竟影响如何，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早在清末民初，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就曾对此一问题加以关注，并阐发了自己的见解。此后，相关研究一直不绝如缕，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更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相对于此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言，学界至今的努力仍亟待加强。在这一研究领域里，文献资料极其浩繁，涉及的学术范围广阔无边(特别是对中西学术的知识积累要求极高)，有关的历史当事人又颇多忌讳，凡此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不过，越是难题就越有探研价值，也就愈发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为了激发同道深化有关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对近百年来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梳理与回顾，希望能对推进研究有所裨益。①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仓促，本文对港台及海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了解很不足，而国内的研究成果囿于视界的限制，也难免挂一漏万。我们的述评只具有抛砖引玉的性质。
一
中西文化交流史在晚清开始为学人所重视，清代经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亦由此浮出水面。
1905年，邓实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古学复兴论》一文，文中论及明清西学时明确指出：“至若江永、戴震之徒，则非但涉猎其历数之学，且研究其心性，而于彼教中之大义真理，默契冥会，时窃取之，以张汉学之炽，而与宋儒敌，今其所著之书可按也。”② 并在这段文字后附注说：“如《孟子字义疏证》中，时有天主教之言。”③ 这可算得是对清代经学与西学关系所做的较早论述。
其后，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把“明清西学”与“晋唐佛学”同列为中国历史上两次“中外知识线”的大接触，对此期间西学东传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在整体上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④ 又说：“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⑤ 梁启超的这一认识为后来的学者所广泛承继。与梁同时或稍晚的学者严复、夏曾佑、胡适等均对此一问题有所思考，并对前述西学影响力的基本判断表示认可。如严复就将西学视作“李安溪、梅宣城、戴东原、高邮王氏夫父子，于修古经世诸学术，足以辟古贤”的“利器”。⑥ 夏曾佑曾对人言：“康熙末年，诸王相竞，耶稣会党太子，喇嘛党雍正，既失败于外，又遭谗于罗马，而传教一事乃竞为西学传入之一障碍。”⑦ 胡适在辅仁大学演讲《中国考据学的来历》时，更作如下断言：“中国大考据家祖师顾亭林之考证古音著作，有音韵五书，阎若璩之考证古文尚书，著有古文尚书疏证，此种学问方法，全系受利玛窦来华影响。”⑧ 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均相交善，学术上互通有无，学者李天纲据此认为梁启超等人“分享了同一个观点：耶稣会士的‘西学’，与乾嘉学术大有关系”。⑨ 徐宗泽在民国末年论及清代考据学之西方影响时亦说：“利玛窦来吾国，以西国治学之精神，求学之方法，研究吾国经籍，而发现吾国经典受宋代理学派之层层注疏，重重诠释，将经籍客观本有之面目，以主观之意见，改换其真相矣。利子本此宗旨，研究古籍，事若无关大体，而其影响之所至，实给当时启蒙之汉学派一大助力焉，清代之考证学、音韵学，尤为显著也。”⑩
相较上述学者的泛泛而论，在民国时期，治中西交通史而成绩突出的陈受颐先生在“西学与清代学术”问题上，却能将思想问题的辨析落到实处，显得殊为可贵。陈氏在民国年间出版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一书中，已有相当的认识。他针对梁启超重历算而轻思想的倾向，指出西洋的宗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问题甚大，“不该看作西洋历算介绍之附庸”。“西洋宗教对于明末的中国，曾有实在的影响，自有独立的意义，不能作为西洋科学的配角，他的活动范围也很大，不限于狭义的宗教的纷争，而反映于思想的多方面。”难得的是，陈氏述及明末清初士大夫对西学的反应时，能注意到一些非常微妙又重要的细节。比如，他指出明末士大夫金声欲“译授西学”，然他要传播的并非历算一类的学问，而是宗教和伦理的有体系的学问，并称赞金声“是个新宗教的笃信者，新思想的前驱者。”又黄宗羲虽排斥天主教本身，但在《上帝篇》中他主张恢复古儒尊天之宗教，与教士的观点暗合，陈受颐注意到这一细节并评论说：“恰巧与教士对付中国儒学的方式成一对照了！《上帝》篇末一段，大意竟然与教士的说话相同。”(11)
可见民国时期，学者对清代主体学术受西学影响一点已有一定共识，不过鲜有具体深入的专门研究。究其原因，部分或如李天纲所言，当时“断代史研究者多半还是循着‘阶级斗争’、‘民族关系’、‘改朝换代’的思路来叙述明清学术史；学术史研究者则抱定‘汉宋之争’、‘经今古文之争’的思路来叙述明清学术史。”(12) 此外，那时国人的主要学术兴趣集中于批判包括乾嘉学术在内的传统学术文化，容易将其简单视作为西学的对立面来看待，而不屑于去正面“发掘”其彼此间的历史关联，此种心理障闭，实不容忽视。当然，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和利用在当时还不够方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不断丰富，清代经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方能重新被客观看待和研究。(13) 此后直至九十年代初期，涉及中西文化交流的专著和文章数量繁多，其中亦不乏对西学影响清代经学问题所进行的相关探讨。一些论著和文章已经看到清代许多大学者，从清初的顾炎武、清中叶的戴震以及更晚的阮元，都对西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们从数学、训诂两方面入手研究经学，其学术思想皆非狭隘的考据学所能包涵，而是融入渗透了西方的某些科学和哲学思想。但是总体说来，人们主要看到的还只是西学对清代天文历法学方面的影响。对于西学其他方面的影响、渗透的探讨既少也不够具体，往往是大而化之，较为空洞。尤其是缺乏从整体上自觉把握西学与此期清代主体学术关系的学术眼光。这方面的有关论著很多，包括《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大交流的发展》等。(14) 在论文方面则有《清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化》、《戴震天体论中的科学与哲学》、《论明清之际“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梅文鼎的中西文化观》等。(15) 这类成果数量众多，限于篇幅，很难一一列举。
然也有例外。如早在80年代中期，学者朱维铮就将汉学与西学并列，明确地从整体上提出两者间的历史关系问题，并初步阐发了自己的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可以说开创了该问题研究走向自觉的新局面。此后，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学者纷纷撰文，从不同层面对“西学与清代经学”问题加以专门探讨。不过，至90年代初期以前，其有关研究主要还是侧重于从宏观上把握两者之关联，强调彼此在知识结构、范围、方法论等方面的联系，而较少深入到清代学术内部去加以探讨，以学者为个案展开的研究也相对少见。
90年代初期以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由于当时的经学家们“讳言”等因素，西学对清代经学的影响，缺乏直接昭彰的经学文本根据，必须从经学家的学术经历、具体观念等众多因素的“细处”入手，不断积累，最终在此基础上得出更为逼近真实的结论。事实上，当时西学的影响，也的确是具体落实到了接触西学的士大夫个人和群体身上的，他们在学术交往中对西学各持己见，又相互影响，而西学的作用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呈现”出来。在现有的条件下，如果直接笼统地谈论清代汉学、理学与西学的关系，往往因资讯限制等原因，难免显得疏阔而无法深入，需要一个战略上的“迂回”阶段。因此，以学者或者学派为个案的具体考察方式就显得非常必要。90年代中期以后，此种研究方式蔚为风行，至今仍方兴未艾，完全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这一研究方式，通过考察有代表性的学者或学派，既能在思想史的脉络下抓住他们的文本分析其思想中的西学因素，同时又能兼顾到西学知识的流通和传播，从而也就能对当时学人对西学的了解、态度和吸纳方式做出较为妥帖的估量。
也因此，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学界研究的总体趋势表现为深入清代学术内部，细致而又集中地讨论西学在思想文化内涵方面对清代初中期经学的影响程度、范围及性质，不但研究对象更为具体，分析亦更为精细深入，既有对清代学者、流派之考察，亦不乏以经典文本为核心展开的探讨。研究者往往既有宏观的视野，又注意微观的透视，在方法运用上也更为成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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