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铸造自己‘新工具’之事业，就是我们自己的‘弗兰西斯·培根’。”“明清之际的自然科学研究热潮和中西科学文化的早期交流，使这一时期启蒙哲学的理论创造从内容到方法都具有新的特色。”(46) 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一部比较自觉地运用形式逻辑的公理演绎方法写成的哲学著作”。(47) 针对此一说法，陈卫平在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较为细致地考察后，提出所谓“胚胎说”，对“曙光说”过分强调明清之际思想的近代性做出修正，指出西方“由数达理”思维方法在明清的传播，为中国人提供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思维方法，但尚不足以动摇“经学方法”，其最终仍沦为了经学考据的工具。(48) 很明显，无论是“曙光说”还是“胚胎说”，其焦点仍在于西学在方法论和思维方法层面上的影响。
90年代中期以后，在对经学中的西方因素作了更细致、更具体的分析后，许多学者不但注意到了西学在哲学、伦理学、语言学方面对清代经学的影响，而且看到这种影响已经在价值观和伦理观层面上发生了微妙作用。基于此，一些学者对双方融合关系做出了高度评价，如李天纲所言，则是“西方，已经是明清主流历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49) 徐海松也认为西学东渐已经渗入了清初学术的主流。姑且不论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应该说，研究者立足于清代儒学内部知识体系的变化，考察汉学家是如何运用西学进行自我知识更新和创造的，确实弥补了此前研究因多侧重学术方法、结构、范围等方面的对比，而往往流于空疏和不够深入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学者着意发掘西学对清代经学的影响不同，一些学者撰文强调，拘囿于种种原因，明末清初传入的西学转型。何文对明末清初西学的评价，尽管不无启人深思之处，如他指并未对中学产生多少积极影响，因此应该审慎地评价，不应夸大其功能。自晚清以来就一直存在一股对立力量，并不认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次意义。如梁启超和钱穆均著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处理同一时期大致相同的思想人物，梁明确将“西学”纳入到清代学术视野，而钱则几乎全然无视。(50) 这是因为梁启超思维敏锐而好为宏论，又“欲接引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因此能注意到西学东渐对中国学术的影响。(51) 而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则以其一贯的“为中国文化续新命”的学术使命，强调学术发展之内在理路而较少关注外在因素之影响，对西学避而不谈。余英时在解释宋明理学为何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上，也同样强调从理学转入经典考证是16、17世纪儒学内部的共同要求，而完全不涉及西学。
90年代后，主张低度评价明清西学影响的文章也时有出现，何兆武先生发表的《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一文具有很大的代表性。(52) 该文指出当时传入的西学虽带来了“一些知识和体系”，其整个体系却仍属于中世纪神学体系，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本上无益于促进中国近代化的转型。这种观点曾较有影响。何文对明末清初西学的评价不无启人深思之处，但他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之神学性作绝对化的理解，也不免有僵性的一面，而忽略了西学内涵的丰富性，尤其是清代学者对其予以选择的主观能动性。
漆永祥在讨论西学对乾嘉学术兴盛之影响程度时，评价也较低。他强调乾嘉学术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西学因素对学者的影响仅限于天算学，不可任意夸大，甚至不认可西学的所谓启发作用(53)。与何兆武从历史发展的近代化“需要”出发质疑西学东渐作用不同，漆永祥则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否认的：首先，中国士人群体固执的自大心理使西学不可能受到重视，中学西源、中优于西的认识牢不可破；其次，乾嘉时期对天算学研究的风潮不过是中国古典学术的回归，并非西学刺激下的新鲜产物；再者，西方学者的言论也表明，西学对中学的影响只是表面和肤浅的，没有冲击中学的根本。最近，漆永祥先生更以《汉学师承记》为核心文本，对江藩本人以及《汉学师承记》中所载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家天算学成就、著述与西学观念进行考察，以个案的方式论证和回应此前其一再重申的观点：即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研究方法以及人们的世界观都未产生过重大的影响。(54) 漆文所举上述理由固然不无道理，他重新提醒我们当时学者接受西学时可能存在的障碍和局限，然而就其论证本身而言，则并非毫无破绽。因为，中学西源说的流行并不妨碍学者去关注西学，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证明的那样，“阳拒而阴受之”是士人面对异质文化的常有心态；再者，对天算学的重新关注如果只算得是回归传统，那么又如何解释恰恰是这一时期此一边缘学术能成为热点呢？如果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西学刺激使得学者重新关注那些儒学的传统命题，并赋予其新意，似乎更为合理。
三
回顾上述研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特点：首先，在对西学影响清代经学性质的评价和认定上，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经历了从最初只局限于承认学术视野的扩大，到关注知识结构、方法论的因之变异，最后上升到价值观和世界观层面受到渗透这样一个过程。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修正了此前我们对明清学术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认识。其次，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九十年代后，微观的个案研究显示出了较强的学术生命力，使得该专题的研究日趋客观平实，许多在大命题下被淹没的重要历史问题和现象因此重新浮出水面，从而大大扩充了研究的空间，丰富了该专题的内涵。至今，这一思想史的课题依然具有着相当的学术魅力，吸引着包括思想史、学术史、宗教学、哲学等各个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这对于该专题的推进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如前所述，80年代以来有关此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和成果，然而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不少局限，有待人们做更进一步的发掘和更深入的耕耘。
首先在方法上，近年来的研究虽然日趋精细，但是一些具体研究仍缺乏整体的问题关怀，不能将研究对象置入整个清代学术中去加以考察，或者只停留于对入传西学的分析，而不能考辨其与经学的交相互动，显得单薄。因此，具备整体意识的个案研究就成为学界亟需努力的方向。只有通过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如对清代儒学代表性人物或者流派的思想学术进行细致考察，考辨他们的思想和表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才可能从整体上对清代儒学形成更为深刻准确的认识，而这正是探讨清代儒学与西学关系最基础和重要的一步。而这当中，尤其有必要对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著述本身以及清代学者的文本进行专门而深入的对照解读，以便在“两个具有相关性的文本间建立一个对话的空间，使文本的阅读和诠释成为一个文本间的协商和交流过程”，(55) 从而真正做到在对西学与中学均有较为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客观探讨两者之互动，明辨影响清代经学的西学因素。
其次，在研究范围上仍应有所拓宽。中西文化交流涵括内容相当丰富，其中的一些面相学界目前仍关注甚少，或者缺乏关注。如一些在华传教士曾直接用基督教来解释经学并有作品传世，这些作品以儒学的形式存在，可视为清代经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学界对此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另外，清代诸多理学名士都深谙西学，而清代理学又构成了清代学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理学与西学的关系自然大有讲头。最近几年，已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已着手进行研究，如徐海松对“清初理学名士与西学”关系的考察以及林国标从清初理学与西学的接触及西学对理学的影响入手进行的分析，都值得关注。(56) 此外，张昭军的最新研究从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跨文化诠释入手，指出清前期来华传教士采取肯定“先儒”、排斥“后儒”(程朱理学家)的策略，对理学的基本命题从天主教立场出发做出了全新诠释。然而，整体而言，学界对该问题并未足够重视和关注，对理学与西学互动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仍显得相当重要和迫切。
此外，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修身观、教育观、伦理观由于受到西学的刺激，都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如能以某一核心观念如平等观念、礼的观念、教育观念等为对象，展开对此一观念在明清之际的流变研究，可能更清晰地呈现中西观念互动的历史，并因此构建出更为完整和系统的清代初中期中西文化交流史来。
最后，在一些具体认识上，也仍可以继续开拓视野。比如，基督教虽是许多士人极力排斥的对象，但其往往又构成了学者认知的背景，如学者刘宗周虽反对基督教，但他在《人谱》中对“过”这一观念的强调和反省，要求人正视罪恶和过错等又显得意味深长，因为这反过来表明，基督教本身已经构成了刘氏认知的背景，正是有了这样的知识参照和刺激，他才会重新关注儒家的传统命题。学者如能重视这一类问题，也许在研究中会有意外发现。
注释：
①李天纲在《清代儒学与“西学”》一文中曾对该专题之由来有所追溯和梳理，本文多有借鉴。参见李天纲《清代儒学与“西学”》，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9)。
③邓实《古学复兴论》。
④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100页。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第72页。
⑥严复《论南昌教案》，《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8页。
⑦蒋方震《〈清代学术概论〉序》，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第110页。
⑧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页。
⑨李天纲《清代儒学与“西学”》，前引《新史学》(上)，第401页。
⑩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8页。
(11)陈受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序，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五卷二号抽印本，第1、9页。
(12)李天纲《清代儒学与“西学”》，前引《新史学》(上)，第401页。
(13)本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几乎是中断的。
(14)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南炳文、李小林、李晟文著《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大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5)何哲《清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化》，《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2)。王茂、王克迪《戴震天体论中的科学与哲学》，《江汉论坛》，1983(4)。陈卫平《明清之际“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哲学研究》，1989(7)。汤奇学《梅文鼎的中西文化观》，《东南文化》，1992(3)。
(16)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页。
(17)余英时之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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