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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中期西学影响经学问题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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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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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可能性，这种真理内含的普遍性使得几何学能帮助他们从狭窄的‘名——法’中解放出来，从而最终到达‘名——法——理’融会贯通为一体的学术世界”。(27) 也正是藉着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天算学所提供的真理观，焦循完成了对《几何原本》世界构图的吸收与超越，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以生长性与有序性为特征的易学体系。焦循在易学领域的突破，正是学人自晚明以来受《几何原本》及天算学知识长期洗礼的结果。
阮元是乾嘉学术后期最重要的人物，由于个人经历和时代的关系，其所受西学影响尤深。阮元认为天算之学“足以纲纪群伦，经纶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28) 陈居渊在论阮元的经学思想时，指出，阮元将数学升格为儒家的“实事求是”之学，一方面是以此作为评判儒学的标准，另一方面则是体会到数学中“实测”精神与他的“圣贤实践之道”完全相通，赋予数学以经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又具有浓郁的道德实践理性，这一特点典型地反映了乾嘉后期经学思想的变迁。(29) 彭林则指出，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18世纪，阮元做到了“会通中西”，其编著《畴人传》，表明了他“尊重而不迷信西学，倡导学术的自尊与自强，用西学而不为西人所用的”的西学观及本位文化意识。(30) 也有学者以阮元的《望月歌》为个案，通过分析阮元用西洋望远镜观察月亮后的感慨及其对中国传统月亮神话的质疑，指出西洋科技是如何给敏锐如阮元者带来了对自然和宇宙的新感受，并进而指出阮元的西学观是坚持新旧之学的连续性及中西文学的双面性，实为折中中西之学。(31)
有意思的是，除上述详加论列的戴震、焦循、阮元等学者外，以前少有人关注的钱大昕、纪昀等人与西学的关系在近年来也开始为学界所注目，如最近有的学者就指出，史学家钱大昕“不仅在理论上阐发天算之理”，认为自然科学应当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还运用自己深厚的天算学知识，直接用于历史考证和经学研究，其“西学观及其学术实践笼罩在浓重的经史研究的氛围”中。(32) 如钱氏对各史《律历》、《天文》志进行总体的考察，对史书中的讹误进行勘正，取得了很大的史学成就。作者还指出，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派的领袖，以其在学界的影响，奠定了乾嘉时期西学观的基调。(33) 黄时鉴撰文《纪昀与西学》，通过考察乾隆朝燕行使团成员洪良浩《耳溪先生集》中收录的纪昀答洪书，描述了官方“西学中源”说的发展轨迹。(34)
浙东学派在思想学术上的贡献历来为学者所瞩目。近年来，其与西学之关系也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王慕民、龚缨晏等学者从具体史料入手，找寻该派学人与西学、西士接触的轨迹，发现浙东学派相当一部分学者与西学关系密切，其中的一些信教者如朱宗元、张能信等人更将儒学与天主教义比附糅合，反复援引宋明大儒的话来论证上帝。(35) 这些文章虽以浙东学派为考察对象，也并不集中于从学术思想史角度探讨该学派的思想渊源，但其多关注以往学界不甚关注的一些学者，如沈一贯、朱宗元、张能信等，应该说，这对于丰富该专题的研究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鉴于以往研究缺乏深入的学术思想史眼光，徐海松综合考察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黄百家、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与西学的接触，分析他们对西学的立场、观点及其演变的思想轨迹，揭示清代浙东学派学术风格中的西学因素，指出经世致用学风与“绝学思想”，注重实证、强调演进的史学观与西方科学思想，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与西学东渐等几方面的联系，最为集中地反映了该学派在学术上与西学的关系。
(二)清初经学与西学
清初，西学传播甚力，且清代学术注重考据、实证，这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一脉相承；此外，清初的一些大学者，如方以智、黄宗羲等均对西学做出了各自的反应，这些都表明清初西学与中学关系有足够的理由引起学界研究的重视。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研究成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出发，宏观谈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但对清代部分亦有所论述，本文仍视其内容而选择性地将其纳入述评范围。
首先，方以智、黄宗羲等清初学者的西学观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方以智作为明末清初的大科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最具启蒙色彩的“质测之学”。学界对其“质测通几”之学历来关注较多，一般都认为“质测通几”观即是方氏对科学实践与思想方法二者关系的表达，即“质测”(自然科学)包含了“通几”(哲学的认识方法论)，而哲学理论对自然科学研究又有指导意义。但也有学者指出与其将“通几”等同于现代的哲学，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哲学观念。并且据此进一步指出方之“质测通几”观指的是对“几”的把握，不能用实证的方法即“质测”得到，故此他提出“通几”以示其有别于“质测”。(36) 陈卫平指出方氏“会通中西”的观念要比“科学家的眼界开阔些，表现出越出科学范围而在整个文化领域展开的动向。”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语言明确性的肯定以及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倡导上。他将西方语言的明确性和同一性视作中国文字改革之目标，这表明方已经将西学“质测”(实证)精神引申到语言文字领域，这无疑已属于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了。(37)
黄宗羲作为清初士人早期西学观的代表，他对西学的研究主要以西洋历算学为主，其撰述的自然科学著作达二十种之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夏瑰琦从西学东渐对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入手，探讨黄与西学的关系。他指出黄宗羲关注天文历算学，讲求经世致用，坚定的反对天主教本身却又认可部分天主教义与中国古儒相一致，接受了天主古教的上帝说，这些显然都是其思想受到西学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黄氏对西学态度的内在矛盾。(38) 张晓林也基本认同夏瑰琦的分析，指出黄宗羲在形而上方面主儒家道统，但他也“关注了当时围绕《天主实义》之思想所讨论的问题，并且受到一定的影响。”(39) 并据此判断利氏在古经上帝与天主之间的等同，已部分地为主流学者所认同、接受。李天纲也认为黄宗羲不但对西学的知识理性，如用“西方方式谈论的科学、哲学、神学上的‘天论’、‘天道’都非常重视”，而且晚年甚至对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都有所认识，而这一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变化，与其“天崩地解”的观念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正是接受了西方的“地圆说”和“宗东说”，才使得宋明理学中的“天地”面临着“崩解”的危险。(40) 另外，徐海松就黄宗羲与西学的接触、西学研究的成果及其对待西学的态度等几方面，进行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辨析考述工作。他指出黄氏对天主教神学采取拒斥态度的同时，却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但他所谓的“吸收西学、会通中西”仍然是想借鉴西学以恢复中国的历算学。他提倡“西学中源”说也与此观念如出一辙。基于此，徐海松将黄宗羲的西学观概括为“吸纳、调和与排拒”。(41)
在个案研究开展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尝试着对清代初期的中学与西学关系进行了总体把握。庞天佑所撰《略论西学东渐与清初考据学》一文，(42) 探讨的主题是清初考据学与西学东渐之关系。该文指出，始自明末的中西文化初步交流，是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西学的传入对清初学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并由此促使人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这一点落实到史学上，就表现为清初考据学的兴起。清初考据学由于吸收了西方科学中的某些成分，从而形成了在范围、内容、材料、方法等方面均迥然有别于传统考据学的风格和特征，并直接为乾嘉汉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庞文的分析虽然还不够深入，但却是对清初考据学与西学关系所作的较早论证。
徐海松的专著《清初士人与西学》是近年来探讨清初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力作。(43) 该书既有思想学术史的视野和脉络，又兼顾知识流通和传播的渠道，从不同层面全面揭示了清初知识界的各层次士人(包括清初奉教士人、遗民士人、博学鸿儒、理学名士、启蒙学者等)对西学东渐的各种反应，其中更辟有专章考察清初一批代表性学者如方以智、黄宗羲、陆世仪等的西学观，同时又对会通中西论以及当时盛行的“西学中源”说做出了独到的解释。他指出在清初，西学东渐已经渗入学术的主流，进入了清初学界精英的视野，西学为实学思潮的高涨起到了刺激和催化作用，但是他们对西学的回应明显表现出舍“理”求“器”的倾向。
此外，张西平对明清西学东渐的一些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新视角。他对当时由传教士引入的灵魂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涵作了细致介绍。(44) 他指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四元素说、四因说属于完全异质的文化，他们为中国传统学术增添了新的内容，如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引入奠定了近代逻辑学的基础。从哲学角度集中讨论传入中国的西学，这在“西学与经学”关系讨论中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遗憾的是，作者多从学理上探讨西学传入的文化意义，而较少从史学上对双方的互动加以历史的分析论证。
还有必要补充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虽不以“经学与西学”为其核心关注，但对该问题亦有所论及，如章清在梳理西方普遍历史的观念是如何影响到中国历史书写时，也指出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采纳西方的纪年来书写中国的历史，由此开启了中西之间的历史沟通。因此，明清之际的西学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传播了一种新的历史时间感和普遍历史观念，尽管这只是中西历史“和合”的最初阶段，产生的影响极其有限。(45)
(三)影响的总体评价
对于明清西学传入对清代经学的影响程度的总体评价，学界历来意见不一，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强调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相当密切，对清初中期学术具有重大影响，另外一种观点则倾向于认为西学东渐对清代学术影响不大，且影响范围极其有限。
在较为积极地肯定西学对清代经学影响的观点中，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这一点在最早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的晚清学者身上就表现相当明显。如梁启超谈论西学东渐的文化意义时显得相当宏观而笼统，而胡适说“中国近三百年来思维皆趋于精密细微科学化”，则是明显地看到了西学在方法论上的作用。至于严复、邓实则已经看到了西学对清代学人在思想内涵上的渗透。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后的研究虽然在史学的论证上要深入和周密得多，但并不脱离上述这几种认识框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后则有所变化。
大致说来，9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强调的是西学在知识论、方法论、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前面提及的庞天佑、马勇等人的研究均属于这一类，这其中，又以马勇《西学与乾嘉汉学的内在关联》一文最具代表性，分析论证也最为全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出现过几种对明清之际思想性质进行定性的说法，包括所谓“曙光”、“胚胎”说等。这些说法并非集中讨论清代西学与经学之关系，但皆触及明清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变异度。如萧萐父提出所谓“曙光说”，认为明清西学的传入极大改变了中国传统思想面貌，使得明清之际出现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作者指出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皆“学贯中西，开始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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