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世界上最热门的人文学科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这是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与传统作品不一样的是它一改既往的说教，走向市场化和娱乐化，这一趋向在国内学术界已得到强烈的反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说:“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有的强调:“ 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入主当代文化的主流，是文化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大众文化不同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都市中的流行文化，它通过模式化制作，广告式的宣传，倾销式的发行，推向广大民众。它有消费性，满足民众的休闲、娱乐的需求；它有时尚性，此唱彼随，变动不居；它有商业性，以获利为目的，以市场导向而制作的文化产业。 

    民间文化是非模式化的，它起自民众自发的创作，缘情而发，因地制宜，有乡土性，民族性，千里不同俗，各有千秋，这些都不是集约化的制作，因而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民间文化又是群体性的集体智慧，它往往通过口耳相传，身传言教，层层加码，由众人渲染、烘托，层叠式发展的成果，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承者或创作者。只要有生活，有民众的生息，就有民间文化的存在，因此它有稳定传承的机制，任其国运兴亡盛衰，风云变幻，都能代代相传。 

    民间文化的传播，不论是文本或非文本的，是即兴创作还是传之他人，都是非广告性的，民歌、民谣、神话、传说、信仰和手艺都是大众表达自己情绪、希望和想象的手段，是非文本的自我倾诉和演示。有些乡规、民约、家谱等文本，则是一家一族进行自我认同和约束的规范，是凝聚化了的风俗习惯。 

    民间文化虽不同于大众文化，却与大众文化有历史的渊源，古代民众性的文化即为民间文化，这是与上层官方文化相对应的下层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民间文化传至现代，经过现代商业包装，也可视为现代大众文化。因此民间文化可以成为大众文化之源，大众文化亦可视为民间文化的现代发展或流变。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同属于非官方主导的文化形态。以民间文化而言，与高雅文化相区别的是属于通俗文化，与大传统相区别的是属于小传统，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是属于民间表述。本来，哪个时代的文化构成，都是大小传统、雅俗文化或主亚文化的二元组合。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流和对立，又使得文化人有鄙薄俗文化的传统，士大夫们崇尚大雅脱俗的心态，使他们对通俗文化有相当的隔膜，即使有识之士也往往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姿态傲视民间文化。然而，这被精英们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在现代社会凭借高科技和现代传媒不仅登堂入室，还入主当代文化的主流，这全新的文化观念，不得不带来考察民间文化的新视角。 

    20世纪初期五四前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把新文化观念引入民间文化研究，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一大盛举。1918年北京大学发布《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收集各地民谣1100多首，陆续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在知识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有人议论说:“ 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 ”把民间歌谣引入高等学府，在当时乃是震聋发聩之举，正是有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著名教授的提倡，民歌才得以纳入中国文学史和民俗史的教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偏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时代发展到21世纪，大众文化的崛起，引导我们视野的再次扩大，仅仅从文学史和民俗史的领域看待民间文化，不足以充分反映民间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突破既有的框架，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评价民间文化的社会功能，这是提升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二、 思想史需要开拓民间文化资源 

    在民间文化中以民歌的历史最悠久，资源最丰富。青海花儿唱的是: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陕北信天游说的是:“ 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这发自内心的呼声，使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得到最坦率、最强烈的宣泄。它所歌唱的内容，从天象时令、吃喝玩乐、交际礼仪、兴亡荣辱无所不包。以民歌作为研究的主题，可以引出许多新知识，丰富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对民歌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更是深化民间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 

    在前近代中国，民歌的全盛时期是在明清之际，这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新阶段。以这时期的民歌为例，最能反映民众心态、精英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关联。这是思想史研究中的难点，从民间文化考察，别有一番境地。 

    众所周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明末出现非经非孔、非圣非君，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追逐情欲，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冯梦龙的“唯情”说、以及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三纲五常的藩篱，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曙光。 

    与此相应的是民歌在都市中的兴旺，在商业经济发达的苏州，新兴的市井文艺受到民众的欢迎，家弦户颂的吴歌，不径而走，远播到其他地区。史书记载，歌唱者“多浮虚艳词”(1)，《客座赘语》说:“ 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 风靡一时，“里(彳+共+亍)童孺妇媪之所喜闻。”酒店茶肆的“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这些为道学家们所不肖的异调新声，展现出社会变迁中的新气息。正如胡适所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 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2)  

    这被胡适视为代表时代的不肖之作，正是所谓“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这一导欲，道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大忌。以崇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统治思想，它拥有法制的、宣传的、教育的各种手段向民众灌输，种种违反人性的说教，压抑了民族心理的健康成长。然而到明末，这种统治出现了从未有的裂变，大量民歌涌动出要求挣脱封建枷锁，寻找情爱的呼声，矛头所向，直指封建礼教。在万历时期盛行的的挂枝儿，90% 的作品是倾诉私情的，其中尤以女性对情爱的渴望，表现出挣脱枷锁的热情冲动。明朝是提倡妇女守节最严厉的时代，一部《明史》为节妇烈女立传的人数之多，为二十四史之最，仅徽州一地明清两代所立的节妇碑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 万5 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吴歌中迸发出另一种声浪，试看: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姐儿生得》“姐儿生得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个柴擦(加为禾)上火烧处处着，葫芦结顶再是囫囵头。” 

    《同心》“你是男，我是女，怎知我二人合一个心肠，若将我二人上一上天平也。你半斤我八两。” 

    《小尼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 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 

    《八十婆婆》“八十婆婆要嫁人，寻头讨脑骂乡邻。脚跟里水窠老皮里介养，多年裙带是老腰(妖)精。”(3) 

    仅仅从这儿首吴歌所见，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终于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纵使其中难免有良莠并存，精粗混杂的情况，但这自发生成的民间吟唱，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情欲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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