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们对此并非无动于衷。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歌浪潮，一些精英深受感染，著名文人金銮、刘效祖，赵南星等高雅之士，理学名流，不顾反对者的嘲讽，也参与俗曲、小调的创作。更为可贵的是，对民歌中的情爱现象作了理性的提升。冯梦龙称誉这是“人生世间第一乐境”，把“情”推为人生的至高境界，这不是无端而发，也不是简单的鼓吹纵欲主义，他所宣扬的是，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他说:“ 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他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的调情诗；吕尚不忍美人被诛，掩面斩妲已；孔夫子也有小老婆等等，阐明圣人也不能不为情色而动心。所以他认为:“ 情者，怒生不可(门+必)遏之物。”“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5) 因此他倡议创立情教，并以“情”字解释家事和国事。 

    在明清之际抨击君主专制的思潮中，民歌、民谣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冯梦龙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 “谚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杨香孱女而拒虎，情极於伤亲也；刖跪贱臣而击马，情极於匡君也。由此言之，忠孝之胆，何尝不大如天乎 ?总而名之曰情胆。聊以试世，碌碌之夫，遇事推调，不是胆谦，尽由情寡，鸣呼，验矣。”(6) 他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的褒词，一字之改颠倒了善恶价值观观。把儒家伦理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忠孝，改换为情感的表现，至忠至孝的行为，都是源于“情”的有胆有识，因此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把情教凌驾在礼教之上。对于这一宗旨他毫不讳言:“ 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这一“发名教之伪药”，可谓一语中的，在歌咏者是叙私情，在社会上却掀起冲击礼教的浪潮。这样惊世骇俗之言，是出自他搜集、整理民歌集的评论中，冯梦龙可谓从思想价值观照民歌的第一人。 

    在民歌中不占多数，却极有价值的是抨击时政的歌谣，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的社会情景说:“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7) 流传在市井平民中的民歌，何以有那样大的威力，惊动最高统治者? 这是因为它道出了民众心中的积怨。一曲《多》的情歌说:“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市井谣谚戏谑三皇五帝也不为过，有首《黄山谜》说:“ 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能，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是亘古未有之高论。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下之安危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言+卖+言)愁叹，难堪入听。”(8)像这样非议朝政，抨击君主，蔚然成风，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攻击朝廷，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对封建伦理的冲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人们都熟知《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的故事，殊不知，在明代还有一个比孙大圣更有造反精神的土地神，明清刊本《土地宝卷》说的是土地公公逛南天门，受到天兵天将的阻挡，“土地曰: ‘乞众公方便，将门开放，我今随喜。’众神闻言，(言+虎)一大惊，众神大咤一声:‘你这老头，斯不知贵贱，不晓高低! 你在这里还敢撒野。’” 两者大打出手， 天兵大败，土地唱道:“土地呵呵笑，我把天宫闹，神兵不能敌。”“土地拐一根，摇动晃乾坤，神仙敌不住。”天帝又调动孙行者，虽知这齐天大圣又败在土地的手下，连如来佛也感叹:“土地之神，只可尊敬，不可冒犯，冒犯土地，我也难敌。”(9) 这最低层的神仙土地公公不仅制服天帝，还冒犯贵贱之别的天条，把天宫打得落花流水，此可谓大不忠的范例。 

    20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明代《花关索出身传》则是又一件背叛伦理的故事，它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表示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顿生不忍之心，放了关羽怀孕的妻子胡金定。这本身就是违反重视家室传统的事，更有悖于常理的是，关羽的次子花关索长大成人后到荆州认父归宗，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上，当是不孝之至。(10)  

    这样忤逆的作品并不多见，但却生动地表现了另一种社会层面的价值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即使“有三五篇作品，往往是比之千百部的诗集、文集更足以看出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生活来的。他们是比之无量数的诗集、文集，更有生命的。”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不要小视民间的异端言行，这是对既存的封建秩序和传统文化格局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中获得蓬勃滋长。只要看一看流行在坊间里巷的吴歌、戏文、小说、民谣、笑话、谜语，莫不为这一时期“大逆不道”的言行和非君思潮而震撼。 

    明清之际一度涌现抨击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潮，作为一代思潮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唐甄等思想家，提出限制君权，改革君主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是他们的著述长期被湮没，直到三百年后才重新发现，这样的思想即使在后世大放异彩，在当朝却得不到传播，不能形成有影响的思想，从而失去在当代的作用。民歌中的思想火花虽然只是星星点点，却从生活中自发生成，很容易得到民众的呼应，愈传愈盛。这一星之火，远比思想家的长篇巨著，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歌中风动一时的离经叛道之论，大都发源或流行在江南，这是16、17世纪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正是这一腔质朴地、真挚的人生感受，萌动着追求人生幸福的渴望，哺育了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潮，显示了人文意识的觉醒，这是前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所以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思想家的主观诉求，还要注意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受众愈多，愈有力量，得不到传播就无以显示思想的力量。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走出思想家的书斋，从民间文化中发掘新的资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民歌，以民歌解析民众心态，建设民间文化的理论体系，必将跨入思想史的领地，为丰富和改写中国思想史增辉添彩，这就是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值得提醒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歌坛上一股西北风，使深藏在黄土高原的山歌、小调、信天游，唱遍全中国，民歌借助现代传媒转换为都市的消费文化，这是民间文化发展的机遇，但是这一转换又使得创作者与受众分离，使乡土民歌都市化，从而对民间性起了消解的作用。由于商业化的渗入，民间文化面临失真和被消费文化蚕食的危运，包括目前原生态的表演，实际上也脱离了它的原始面貌，这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加工，有它的合理性。对于研究者来说，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从这意义来说，对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是学科建设中带有抢救性的任务，希望引起有志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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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吴风录》，见《续说郛》。 

    (2)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 

    (3)(5)(6)均引自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38年。 

    (7) 《敬事草》卷三。 

    (8) 《明史. 吕坤传》。 

    (9) 《土地宝卷》，郑振铎编《变文与宝卷选》，商务印书馆。 

    (10) 引自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学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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