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评论家把梁山好汉没有积极主动争做皇帝，而被招安看作是梁山好汉的一大污点。从中国人的“皇帝情结”的强烈来看，梦想“做皇帝”、以及武装起来“反皇帝”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品质，只要情势许可，或者主持者认为情势可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许多人都会这样干，但以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游民表现得最为积极。

《水浒传》作为文艺作品议及皇帝的地方不多，因为它自南宋时就已在社会上公开演出，南宋说北宋的故事，其忌讳一定很多，不可能正面描写下层人士争相抢做北宋皇帝的故事，这是要触犯朝廷的律条的。因此书中虽然李逵说过让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第四十一回），晁盖去世后，李逵又鼓动宋江“做了大宋皇帝”（见第六十回，就是这两句话也不一定是宋代话本流传下来的，而是明代作者的笔墨）。作者对此还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李逵是个粗人，对现实问题没有合乎实际的考量，并不能代表水泊梁山的主流意见，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听众也能容忍，官方才不会计较。而宋江是梁山上的领导人，他要从梁山的全局和当时的情势考虑，没有想争皇帝做，但不等于他没有政治上的诉求。

天下皇帝只有一个，在这座王朝大厦没有倒塌时，争做皇帝要受到统治者的全力反击，成功的概率很小。如果退而求其次，当自己有一定力量的时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这样成功率就很大。它往往只是皇帝一句话而已。南北宋之交，武装造反的人们，待自己羽毛丰满之时，再投降朝廷做官是很普遍的事，所以当时老百姓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说。这种政治诉求倒不是游民所独有的，被迫揭竿而起的人们大约都有这种心态。不过如果考虑到《水浒》的故事，最早是由江湖艺人，这个游民群体创造的，他们是从游民的“变泰发迹”理解梁山好汉的政治诉求的。

7,关于“平等”的诉求

游民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一群，他们要独自面对社会，从而感到有必要与自己相似处境的人们结合起来，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间当然是平等关系，因此“平等”也就成为梁山好汉的重要的政治诉求。这在七十一回“石碣受天文”中有明显的表现。“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酒筵欢乐，无问亲疏”。但是“兄弟”这个称呼不是给一切人的，仅仅给予那些能够与自己相互救助的人们的，或者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与自己结成帮派中的人们的。这种互救的小团体是通过结拜或结义方式固定下来的。游民只要进入了这样的组织，他们彼此之间便被认为是平等的了。所谓“兄弟”式的平等就是人格的平等。实际上，这不仅离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遥远得不可以道里计，就是真正的人格平等也没有完全做到。因为游民的结合是有目的，其目的就是从事某种冒险活动。游民的结合一般分为追随者与被追随者，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每个小团体中都有自己的“大哥”（被追随者），他是小团体的核心，并拥有极大的权力。因此就要强调“兄弟关系”中“长幼有序”的一面。其实质已经是“上下关系”了。一百零八将中不是分为“天罡”“地煞”吗？如果斗争再发展，根据地扩大了，需要建立政府性质的机构，游民自然而然就要向“贵贱有别”发展，从而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从“长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贵贱有别”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贵贱有别形成后有谁再想重温“兄弟情谊”就不免要大触霉头了。游民对平等的向往终归是个梦。

8，宋代有许多小“水浒”

南宋初形成的有关宋江的故事是《水浒传》的最初形态。这些可称作小“水浒”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以三十六人中的某个好汉为讲述核心的，用文学理论的术语说，就是英雄传奇故事。这一点从宋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说话的名目就可以看出。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⑻。这些是讲梁山好汉杨志、鲁智深、武松等人故事的。小“水浒”在当时的“说话”中是属于“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或作：“搏刀赶棒”“提刀杆棒”“发踪变泰”）两类的。

“朴刀杆棒”类的作品是描写游民生活的。其原因何在呢？“朴刀”是介于农具和兵器之间的，其廉价和粗糙可以想见；“杆棒”就是木棒，更为简陋。它们制作简单，所以平时只流行于民间。流浪江湖的游民腰间挎上一把朴刀头，或者手执一条杆棒（朴刀头可随时安在杆棒上），就增加了安全感。熟悉江湖生活的“说话”人便把它编入话本之中，成为“说话”中的一类，并把与“江湖亡命”和绿林生活有关的作品皆归入此类。⑼

“发迹变泰”就是陡然发迹的意思。我们从宋元留下的通俗文艺作品（包括话本和戏剧）来看，叙述发迹变泰故事大多是描写主人公如何在社会底层通过奋斗（主要是“打拼”），最后得以做皇帝或高官的，也就是说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实现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的理想。

我们前面说，宋元两代有许多小“水浒”的出现，这些故事大多可以归入“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的。从《醉翁谈录》（此书将“朴刀”“杆棒”分为两类）看，《青面兽》（杨志）是被纳入“朴刀”类，；《花和尚》《武行者》划为“杆棒类”。还有没有传下来的水浒的故事想来离此也不会太远。《水浒》中好汉在民间流传的形象是以游民、流浪汉的身份出现的。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明代中叶下层文人编定，才成为长篇小说《水浒传》。它虽然渗入了一些文人士大夫意识，但其主题还与原著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小“水浒”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水浒传》还是以描写游民生活为主，反映游民的生活理想和追求的。从总体上来说，《水浒传》所反映的游民意识与宋代诸多的小“水浒”反映的游民意识没有多大差别。

从宏观上说，《水浒传》是写梁山上的英雄好汉群体的成功与失败的；从微观上来看，《水浒传》也是写了许多游民和边缘人物在多灾多难的生活挣扎中成功与失败。前七十回宋江、鲁智深、史进、林冲、武松、三阮、李逵、石秀等人都有个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宋江等前四位本不是游民，他们是其它阶层的边缘人物，生活使他们从边缘滑向游民，为生存的奋斗（这是作游民的第一课）中，他们也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上了梁山，受了招安，取得了比原来更高的社会地位，似乎快要到达他们所希望的“封妻荫子”的目的了，最后，由于招安的失败，一切都破产了。《水浒传》的前七十回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在这些篇章中淋漓尽致的描写了他们奋斗的成功故事。李逵初遇宋江时，宋江给他十两银子，此时李逵已经在体验成功的喜悦了。尽管在现代读者看来，这未免有点卑微。李逵不会这样看，穷了半辈子，还因为打死人坐牢，一次得到十两银子，不啻得到一笔巨款；而且，其社会地位极为卑微，突然有位江湖领袖，视其如亲人，仿佛小学生遇到大师，其喜悦、其成功感可以想见。

梁山好汉不是没有精神追求的，只是其精神追求是从物质追求中引申出来的。好汉们最重要的精神追求就是朋友相聚，或称“聚义”。“聚义”本来是游民追求财富所必须的手段。游民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感到须要有共同命运的人们的协助，久而久之，手段仿佛便成了目的。“聚义”使梁山事业走上成功，形成一百零八将的大“聚义”，把游民的武装造反推上了高峰。游民们迷信“聚义”，把它变成一种超越物质的追求，最后，水泊梁山的全体英雄好汉在“义”字的旗帜下走上不成功的招安之路。招安给他们带来毁灭。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是《水浒传》的主题。

           二，思想、社会运动、《水浒传》

人们在撰写文学史时都很关注思想家对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学史中都有思想史的影子；至于文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很少有人谈及。研究者在谈到古代社会运动时也多就经济政治上找原因，很少关注意识形态，虽然，不能说这些分析错误，但我总觉得有些偏颇。本文想就《水浒传》在思想史和社会运动的地位做些考察。

1,思想上的突破

谈到思想，人们往往忽略了下层社会的人们，把思想看作知识分子的专有品。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国”与“家”是同构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因此，民间（主要是宗法制度下的农民）思想与统治阶级思想很接近，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还有一批从宗法制度下被抛离出来人们，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呢？很少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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