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模视前作。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啗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⒀

这首诗坐实了宋江一伙人是被招安的。无论是从诗题目，或从诗的内容很难看出作者不是目击此事的。特别是此诗第五至八句描写宋江等三十六人受招安入京觐见皇帝时的情景，说明李若水是身在现场的。

3,为什么写“招安”——受众的要求

从传统的审美习惯上来看，国人是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宋代以后的通俗文艺作品中，大团圆倾向十分明显。这与通俗文艺面向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多有缺欠的平民百姓，为了求得心灵上安慰，特别喜欢大团圆的故事；“买主”既有这个要求，“卖主”就要使买主满足。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喻世明言》的《绿天馆主人叙》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⒁是说唐代作品比较关注艺术；而宋代则更注重受众的需求，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内容上也是如此。

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大团圆。青年人的大团圆是才子佳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文人的大团圆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官员们的大团圆是出将入相，连升三级；平民百姓是生活富足，子孙满堂……，那么什么是敢于武装抗争的游民的大团圆呢？我想应该是发迹变泰，具体说就是成为帝王将相，最高的当然是做皇帝，最低也是招安做官。不仅江湖艺人这样想，观众听众也是这样企盼。宋江没有做皇帝是历史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于是，便采用了招安做官。这样的故事不仅寄托了创作者的理想，也反映了平民百姓心理需求。所以说“招安”这个被现代人所诟病的“投降主义”，恰恰了反映广大平民百姓的善良愿望，它更是游民重要的爬升之路。《水浒传》是写游民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招安做官在游民看来就是成功。

4,为什么写“招安”？——民族的共同愿望

南北宋之交，北方被金人侵占，金人的侵略与屠戮引起了北方宋人（包括散兵游勇、以及原本反抗宋统治者的武装力量）的强烈反抗，被宋人称之为“忠义人”。

宋江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后来被招安，这是与南宋建立后在北方的“忠义人”不同而又有相似之点的。江湖艺人在演说宋江等人故事时特别强调“忠义”这一点，在现在来看就是利用民族情绪给人们造成误读，仿佛北宋宣和年间就已经有了招安造反者去抵抗异族侵略者的“忠义人”的故事。说书人把“忠义人”的故事提前了六七年，因为时间不长，听书人很容易被欺瞒。

《大宋宣和遗事》中把宋江等人的根据地——“梁山濼”前面非要加上“太行山”三字，仿佛“梁山濼”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更是多次提到“太行”，如张横，“大（太）行好汉，三十有六”；穆横，“出没太行，茫无畔岸”等。这种地理的错位，《水浒传》研究者的解释是除梁山故事外，还有一个太行山的故事系统，只是这个故事没有流传下来罢了（见王利器《耐雪堂集·〈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⒂。这是有可能的，但为什么北方数千里，单单强调“太行”？我认为宋江故事的原始创作者这样做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族情绪的。因为南宋初年王彦所率领的太行山上的“八字军”是被视为北方“忠义人”代表的。他们给南方、特别是临安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是北方汉人坚决抗金的一面旗帜。绍兴六年七月在王彦率领下“八字军”万人赴杭州，王彦官浙西制置副使（见《宋史·王彦传》）。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欢迎的。

南宋初年是民族精神高涨时期，要把宋江等人的故事演说成为具有报国精神的故事是符合时尚的，后人在梁山聚义故事之后加上“征辽”也是这种精神的延长，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宋王朝的招安。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所以《水浒传》写作过程中前后作者都未放弃宋江等人被招安的故事。

5,招安的悲剧

论者在谈到《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时，往往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这是不符合书中实际的。在招安问题上，吴用是与宋江发生过分歧，而且两人就此问题也辩论过。吴用的态度实际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汉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种饥不择食、委曲求全的招安。我们从《水浒传》对梁山被招安过程的描写中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位来换取江湖好汉们的效力。这种交换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汉、并能为江湖好汉说话的大臣当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两点都没有具备，而宋江等人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也就是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诏安。一些论者笼统地说他们反对招安是不准确的。

有宋一代，武装抗争中被招安的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概率上说失败的大于成功的。既然成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那么人们就要探讨如何争取成功、避免失败的问题。可惜仍是无规律可循。上面说的两点有些作用，但也非牢靠的办法。

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个绝症，谁也没办法解决。其根本原因再予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败都只系于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间”；也系于被招安者对于专制皇权信任的程度。长时期的涉及生与死的对峙和冲突，使得彼此的信任降到了冰点。再加上传统谋略的发达（中国的哲学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都会各自留下一手，以备非常事件的发生。这种“预防”本身就酝酿着更激烈的冲突，最后还是要把问题弄成你死我活。

《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征方腊以后所处的悲惨境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这一点作者还不太理解。

《水浒传》中渲染了招安的悲剧，这与它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统治者对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两朝，不要说对被统治者的反抗，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镇压的恐怖也是骇人听闻的。那些特别忠心的臣民，如对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场更惨。靖难时的忠臣方孝孺、天顺时期的于谦，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叹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也有时使用“抚”的一手，但是当他们有力量时，反攻倒算，“杀降”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忠”的观念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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