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上梁山与逼上梁山

后世能和“绿林”齐名、并作为民间武装反社会力量称呼的是《水浒传》的“梁山”。自从“水浒”故事的“梁山”这个词产生后，它就不是那个坐落在今山东省的小土山包了。它成为造反者的圣地、给许多武装反叛者以想象力，成为他们敢于把造反事业坚持下去精神归属。为了说明“上梁山”的合理性。书中从第七回起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通过这个故事读者把同情心都交给了林冲，并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得不到伸张的人们以勇气。“上梁山”与“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

F，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这是智取生辰纲之前晁盖对吴用说的话，指他们即将劫取的“生辰纲”。劫取财货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浒传》之前没有如此理直气壮为这种掠取作辩护的。这个道理在“水浒”的语境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蔡京、梁中书都是臭名昭著的坏蛋，他们的钱财也多是搜刮老百姓来的。但是自《水浒传》以后，这个道理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实际上，尽管在它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上有几分合理性，但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G，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

这段话是吴用邀请阮氏三兄弟参加劫取生辰纲时，阮小五对吴用说的赞美梁山好汉的话。这也表明了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面一点的话，加上前面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这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与物质追求了。下层社会中的老实者，但求一饱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杰”之士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食肉饮酒就是他们对生活最大向往。“`酒、肉”本身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成瓮”“大块”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质彬彬文人士大夫和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敢问津的，它带有尚武之风、带有一股豪气、或者说蛮气、这正是那些敢于与主流社会抗争人们的色彩。这样它的刺激不仅在于饥饿者的肠胃，还包括畏葸退缩者的肝胆，鼓励缺少衣食的游民挑战现实秩序，武装抗争，实现自己的追求。

H，其它

其它语汇还有“忠义”“替天行道”“招安”等等。这些与上面说的“好汉”“义气”“聚义”“上梁山”“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等构成了游民与武装抗争者的话语系统。这里包括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他们之间联合与合作的道德原则、他们结合在一起对抗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对待统治者的镇压的方法等等。这些话语既是他们对抗主流社会时的心理支撑，也是他们应付社会现实的手段。

《水浒传》为“有强力而思不逞”解除了精神束缚，使他们意识到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反一下也没有什麽了不起（梁山好汉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最后他们还都成为了官员），从而大胆地走上造反的道路。

晚清的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⑽。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会的人们对那些铤而走险的抗争者产生几分理解。他们认识到这些造反者并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明末郑敷教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在黄河中遇盗的情况，群盗必欲杀之，但未得到首领的批准，终被释放，他在笔记中感慨的写道“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⑾。这也是通过这一套话语系统实现的。

话语不仅形成物质力量，影响着此后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思想，《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游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应该在思想史有它的一席之地。

招安的是非

近50年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与研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招安”问题。回想25年前，评论《水浒》运动中也是以“招安”为突破口的。当然，那时种种议论不单纯是对古人的苛求，还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能够超脱一些、从较为客观的立场上研究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了。

“招安”是指统治者以和平手段处理武装反叛者的专用术语，虽然“招安”代代皆有，但从五代才开始用“招安”这个词来表述这种社会现象。

    武装反抗有三个前途。一是反抗成功自己做皇帝；二是被统治者消灭；三是被招安，当造反者的力量还不足取代统治者的时候，又不想死，如果统治者来招安，这就是惟一的选择。造反队伍中的领袖人物有可能比一般造反群众更热衷于招安，这虽然有企图投靠统治者和往上爬的嫌疑，但须知，把跟随自己造反的群众带出死境也是这些领袖人物义不容辞的职责。招安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不是最坏的结局。

“招安”是专制统治者对待民间武装反抗的政策，或者说是统治者残酷镇压的另一种形态，但造反者对于招安的认同不能完全否定。如果统治者认真执行这个政策，它在历史上也是具有正面价值的。不够强大的武装抗争的领导者和广大参加者接受招安，以不多的成本换取自己所向往的东西。

1《水浒传》中的招安

《水浒传》中的“招安”是很令读者瞩目故事，首先，“招安”是《水浒传》精彩篇章的终结，读到这里，仿佛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读到“陨大星汉丞相归天”；《红楼梦》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从此而后，一回比一回更败人意。似乎中国古典小说作家都不善于写收尾。招安给人的负面印象是如此之深，向慕“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的读者，对“招安”故事感到扫兴，进而发展成为气愤，乃至成为情结，这是自《水浒传》产生以来就有的。近几十年来人们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认为是背叛和投降。这是把古代问题现代化了。游民暴动，农民的反抗最大的目的就是求生存，一旦有了生存的机会为什么不要呢？须知，古代农民领袖不是现代有信仰的职业革命家。

2,为什么写“招安”？——“讲史”体例的约束

梁山事业的正处在高峰时，好汉们被招安了，使得现代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不解。刘茂烈提出梁山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宋王朝倾其全力，想要一举消灭梁山全伙，但最终以惨败告终。此时“按照事物的发展逻辑，梁山军理应乘胜追击，‘杀到东京’，推翻黑暗腐朽的徽宗王朝，建立梁山军的政权，实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令刘氏感到“奇怪的是，宋江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而是积极筹备招安⑿？真是令人扫兴。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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