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余论

宋代以后方文件中基本上已经不用“招安”这个词了，但在“水浒”一类作品的影响下，“招安”与《水浒传》中其他反映游民思想意识和性格情绪的话语构成一个系统，并被频繁地使用着。

自《水浒传》产生以后，造反者从这本书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招安”以及如何招安，如何通过招安取得更多的利益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实际上，《水浒传》的作者在写招安过程时，除了宋江是以至诚之心对待朝廷以外，吴用和许多梁山领袖，都是把招安看作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筹码的。这一点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梁山好汉”对待“招安”的态度中还可以看出来。当他们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招”正统王朝之“安”的时候，他们也是常把“招安”挂在口头，成为结束对立或战争的代名词，也是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例如到了明代“招安”这个词儿已经在官方文书中隐退（这与明统治者对民间反抗镇压更为严厉有关），而那些民间的造反者仍然常常模仿《水浒传》而大谈“招安”。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上给皇帝的《题本》中说“盗贼”李青山等窃据梁山“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并且研究如何“招安”。⒃可见“招安”不仅在统治者那里是弭“盗”之策，在“盗贼”那里也成为一种斗争策略，所谓“打打谈谈”就是这一策略的发展。曾经被盗匪俘虏，在杆子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姚雪垠在小说《李自成》中很精彩地描写了张献忠如何用“招安”作为获得喘息机会，聚集力量进一步大干的手段。《水浒传》中“招安”故事给民间武装抗争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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