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社会边缘人物

梁山好汉中还有大量的社会边缘人物，包括武将、吏胥和自甘于处在社会边缘人物。

古代社会的社会边缘的处境是由于经济地位、统治阶级政策和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例如农民是“四民”之首，但由于贫困把其中的一部分推向社会边缘。武将按说是“官”，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代的“重武轻文”政策，以及宋代兵制的特点，把武官排挤到了边缘地位，特别是下层武官，尤为如此。再加上军人多来自游民、流民，当兵要被黥面，与罪犯流放一样待遇。对军人不尊重，也使军人失去自尊，常常闹事，使得宋代军队实际上成为“一种特殊的游民群体”⑹。武官的边缘化，如再被迫害，极易逼上梁山，林冲就是一例。

    吏胥的数目在梁山将领中占第三位，但却占了主导地位，宋江、铁面孔目裴宣就是吏，雷横、朱仝、戴宗、李云、蔡庆、蔡福等就是“胥”。所谓“处官府职簿书”者为“吏”；“任奔走供役使”为“胥”。现在常常是官吏并提。实际上宋代和宋代以后，“官”“吏”是社会地位悬殊，学问教养、思想意识都有很大差别的两类人。吏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是处在边缘地位的４。主流社会对吏是有几分歧视的，他们自视也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胥”就是“差役”，本是由当地服役人轮流承担的，但衙门里的差役是“好人不能干，能干没好人”的差事。因为正经农民怕耽误农活（宋代有的富户充当乡户衙前，往往有倾家荡产者）；老实巴交的宗法人也不会欺压百姓，所以他们往往出钱免役，雇当地的痞子、地头蛇、游手好闲之徒来干。这样，差役多能世代相传，积累了捞钱和整治老百姓的经验，为地方官所依仗。民间语云：“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他要在当地干事，无论干好事还是坏事，都要依仗这铁打的衙门中的差役不可。

廖仲安先生在《再评宋江》中所说“吏胥与‘盗贼’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⑺。他们之间的人们越是大胆，越是敢于冒险、敢于与造反者勾结的人们，越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吏胥在对待主流社会的态度上与游民没有多大区别。

《水浒传》中梁山的其他领袖如晁盖、大财主卢俊义，庄园主李应、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贵族后裔柴进等人，其身份是属于主流社会，而且他们大多还有超出平常人的能力，在社会上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自甘于处在社会边缘，这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有些共同的特点如：

一，喜好舞枪弄棒的，宋朝总的政策是重文轻武，好武之风，沉沦社会下层。武艺作为一种技术也要在社会底层寻找自己的空间，它在江湖绿林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好武本身就有或是私通绿林、或是本人有图谋不轨的嫌疑。二，不娶妻室。宗法社会以家庭宗族为本，不成家就被视为异类。三，好交结朋友，仗义疏财。这会被官府视为交结匪类。这些人社会边缘人，只要有机缘，他们也有可能下海上山，投入江湖绿林。

《水浒传》也有勉强可以算作农民的，如打鱼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打猎的解珍、解宝。这还是从大农业角度来看待的，他们不是典型的束缚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三阮”之中，除了小二外，小五、小七都没有家室，他们平常除了打鱼外，“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这个“私商”恐怕就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抢劫。他们都比较穷困，但仍喝酒吃肉赌钱。阮小五把母亲的头钗都拿去当了做赌资。当他们猜到吴用的到来是要拉他们做没本钱的买卖时，他们马上兴奋起来“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有心要带挈我们，一定是烦老兄来。若还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小五小七还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卖与识货的。”他们不只是口头上说“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他们真的如此，因为他们向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梁山好汉的生活。这种“农民”肯定不是社会认可的“良民”；不仅过去，今天的社会也不会认同。因此，三阮虽可归属在农民之内，但他们也是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民，是犯罪或造反人员的后备军，只要条件适合，就会走上武装抗争的道路。解珍解宝比三阮好一些。他们是安分守己的猎户是受到地方上的恶势力的迫害，被打入死囚牢，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从上面对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的类别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以游民为主体、结合了其他各个阶层中边缘人物、形成的争夺自己权益的武装集团；他们用武力，扰乱天下，以牟取自己的利益（“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之类）。实际上，这个的武装集团中的各种“不逞之徒”也可以在为统治者效劳的过程中，建立“功业”，去争夺自己的利益。《水浒传》所讲述的是这类人奋斗的故事。

4,非农民起义说

我不同意“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水浒传》写的不是农民的反抗，以及一百零八位头领的主体也不是农民；更重要的是此书中所表现的不是农民的诉求、特别是没有农民在经济上的诉求，也就是对土地的要求。没有提出土地要求的群众斗争，哪能称之为农民的斗争？而《水浒传》中恰恰没有这一点。书中没有任何情节写到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苦恼，也没有任何故事写到土地占有者对无地农民剥削的残酷，也没有因土地问题而爆发的争斗。《水浒传》中不是没有涉及到土地占有者与他们“庇荫”下无地农民的关系。如“三打祝家庄”的祝家庄，“庄前庄后，有五七百户人家，都是佃户”，可是这些佃户都是跟着庄主祝朝奉走的，战后，在宋江看来祝家庄“一境村坊人民”，本来是应该“尽数洗荡”的，只因有锺离老人一个，救了石秀，才赦免了他们。又如李逵的哥哥李达是地主家的长工，李逵因劫法场，被官司追捕，李达也受到连累，被官府捉了去，赖有东家为他证明辩护，并替他“上下使钱”，才使他免受追究。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东家。

《水浒传》一开头写史进主持的庄园，他们父子也与庄客、农民的关系十分和谐。当史进提出要组织起来防止少华山强人骚扰、共保村坊时，众人答道：“我等村农，只靠大郎作主。”这就是《水浒传》作者眼中无地农民与土地占有者的关系。作者对于书中出现庄园主，只要他是与梁山或梁山好汉有正面关系，无不写得慈眉善目，待人可亲，他们兢兢业业的管理者家业，告诫子弟不要为非作歹。而一般农民只是“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之类。

5,游民的经济诉求

我们说《水浒传》没有反映农民的诉求，那么，它反映的是什麽人的诉求呢？我认为《水浒传》表达的是梁山好汉这个武装造反集团的诉求，也可以说是游民的诉求。

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水泊梁山上主人公以游民为最多。对于挣扎在生死线的游民来说，生存、温饱是他们最迫切的欲求，他们对于物质上的追求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上面所举的三阮对梁山的“大秤分金银”的强盗生活羡慕不已。这种想法不仅为吃饭、纳税发愁的阮氏兄弟有，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晁盖，也不安分，“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作为游民刘唐、公孙胜也非常相信金钱的作用力，他们登门拜访晁盖时都以“十万贯金珠”为诱饵，仿佛这一注横财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作为宝物献给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人物——晁盖。在江州，李逵初出场时，就为银子争红了眼，他最大的诉求可能就是银子，有点只认银子不认人的模样。鲁智深在桃花山不辞而别，也没有忘记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裹在包袱里带走，好像有点对不住朋友。这些赤裸裸对物质财富的向往与追求，在主流社会里是不被认同的，对游民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作者写到这些时往往用“义气”“结义”“聚义”等游民道德把它包裹起来，不直接描写对金钱财富的向往，好像实现“义”和“聚义”才是梁山好汉们最强烈的诉求。如吴用诱说三阮，三阮进见晁盖等一系列的打劫前的筹备组织活动似乎都是为了“七星聚义”，丝毫没有个人的物质追求。检验一下，人们所说的“义”和“义气”是否与物质金钱联系在一起，这是判断“义”和“义气”的倡导者是否属于游民范畴的一个重要标志。

6,游民的政治诉求——发迹变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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