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所叙述的故事在总体倾向上是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作者时时用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思想淡化它，但这个总的倾向是掩盖不住的。这种对抗是建立在维护《水浒传》中主人公利益的基础上的。作者在其描写中只支持梁山好汉的对抗，而不是一切的武装团体的对抗。当然通俗小说所提供的“思想”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系统的思想认识体系，只是一种由作者情感负载的一种思想倾向。前者（指系统的思想）只在文人士大夫中有影响，而后者却能在一般民众中流行。由于其受众面广，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

其次，《水浒传》中提出一些在此之前人们很少使用或根本不使用（起码不见记载）的概念和话语建立了一个与主流社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话语体系，底层社会的人们对此耳熟能详，甚至成为了常常使用的语言。思想家借以影响社会的思想是靠自己独特的话语和概念及其论证过程来实现的。例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天、人”，佛家的“四大皆空”等等。《水浒传》是靠形象影响读者的，书中的人物和描写中经常使用一些话语以其生动性、形象性和趣味性悄悄地渗入读者的血液，并进一步活跃在民众口头。例如“忠义”“替天行道”“义气”“聚义”“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好汉的勾当”“逼上梁山”等等，这些通过《水浒传》以及与《水浒传》有关的各种文艺作品深入广大民众，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使得接受这些观念的人们，在行为上也会相应地突破主流社会为人们设立的种种规范，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来。这些是评论家关注不够的。

游民的阅历不知比宗法农民丰富多少倍，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知识阅历的丰富必然使他们对传统的思想有所突破。因此，《水浒传》中所反映思想意识突破了许多传统意识是毫不奇怪的。

2，游民的“造反有理”

如果不把“造反”这个词现代化、意识形态化，其意思就是对当时政权的暴力反叛。用儒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犯上作乱”。“犯上作乱”，它指一切可以动摇现存统治的言论与活动。“造反”是极端的“犯上作乱”则更为统治者所恐惧、所反对。在统治者看来，“造反”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老百姓不用去干，就是想一想、说一说也是罪不容诛的。《水浒传》所描写的“造反”主要是游民的暴力反叛，也就是乱世中大大小小山头，以及各类杆子的打家劫舍的活动。作者很明确地知道，一上了山，参与造反活动，就是与主流社会决裂了，就是陷入“十恶不赦”了，这对当时的良民来说是极敏感的问题。可是在游民来看，在走投无路时，这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从《水浒传》总的倾向来看，它并没有否定“上山”下海，并把它看作是好汉们被迫不得已时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当然只局限于上梁山和与梁山有关的“山”）。游民、特别是受到官府逼迫而成为游民的人们，他们要想生存，最后只有聚为团伙、拿起武器，以暴力反抗官府、保卫自己这一条路好走。从《水浒传》的形象描写和作者的议论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读《水浒传》，只有读到林冲在一片风雪交加中上了梁山，读者为他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为他获得安全而庆幸；“智取生辰纲”的七雄战败何涛之后上了梁山，读者才会觉得这些好汉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用形象的塑造告诉读者这些英雄好汉上梁山是对的。《水浒传》还把五湖四海的人们上梁山与“朝廷做个对头”称作“聚义”，把他们冲破重重险阻，终于实现了“聚义”比喻为：

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把参加梁山造反队伍比作冲破天罗地网，这是作者对于英雄好汉们武装反抗的直接肯定和歌颂。不仅从文学史角度看，这是第一次；即使从思想史上说，也是没有前例的。《水浒传》产生之前还没有一位作者敢于在白纸黑字的如此大胆地肯定造反活动。

3,造反者的话语体系

历来我们见于书面的只有一种话语体系，那就是主流社会的话语。这些不仅充斥于经史子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种著作之中，也流行于老百姓的口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集体认知（许多情况下还是集体无意识）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马克思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就是通过对话语权利地掌握实现的。从《水浒传》开始，出现了一整套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造反者的话语体系。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作者编造的，最初他们一定活跃在广大游民口头，经过江湖艺人的总结提炼，并写成了文字，编织在通俗著作里，通过各种渠道流播在广大民众之中。这种话语与主流话语一样也是蕴含着特定的思想意识的。《水浒传》所提供的与传统悖谬的思想意识许多也是通过话语的流播实现的。

经过五六百年的流传，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觉得《水浒传》在话语方面提供了些什麽新东西。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学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来。这里我们选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词语作些分析。

A,好汉：

“好汉”这个词儿虽然不始见于《水浒传》，但是他在此书中独特含义被后世的下层民众所接受。好汉在唐代指读书有成之人，如狄仁杰。《水浒传》出来后，“好汉”的意义改变了。《水浒传》中这个词儿不仅只与“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带有不遵守国家法纪，专干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梁山兄弟对“好汉”的理解实际上是游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自我肯定和评价由于《水浒传》的艺术感染力量得到广大受众的理解与认同。因此，自“水浒”故事普及以后，社会公认了这个用法。于是，“好汉”之名，流播天下，不仅通俗文艺作品使用，而且也用于现实生活。为那些处于社会下层、又不甘于穷困以没世、并有几分强力的游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呼。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定“好汉”的帽子。

B，聚义

“聚义”是“好汉”们结合起来的专用词。游民们凡是在“干大事”（大多是干与当时法律相抵触的事情）时的结合，这种结合有暂时的，也有较为久远的都称之为“聚义”。“聚义”这个词产生以后是用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游民在社会上争取自己的利益，面对的是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府和和带有组织色彩的宗法网络，而他们则是无权无勇的个体。要使自己强大就要组织起来。最简单的组织是结拜义兄义弟，“聚义”是结义的发展。不过“聚义”始终没有像“好汉”那样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同。游民把自己的结合加一个“义”字以自慰，可是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来“聚义”这个词仍然带有绿林色彩。

C，义气

“义气”是“义”的通俗表达，本来是一回事。但自“义气”这个概念产生、并在中国最早的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以后，它逐渐独立了出来，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道德观念。当“义气”这个词随着通俗文艺作品流传到民间的时候，下层社会的人们就把它看做是下层社会人们互相帮助的道德，但其希望回报的思想还是隐隐蕴藏其中的。

D，江湖

《水浒传》第一次描写了游民生活的江湖，这个“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权谋欺诈。与文人隐居的江湖迥然不同。它脱离了宗法网络的羁绊，形成某种独立性，构成了与主流社会不同的隐性社会。这个“江湖”是确实存在的。它的构成主要是游民和社会上其他阶层中的甘于自外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这些人物都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要尽量在这个领域中有所作为、建立自己的名号与地位（用线在江湖隐语说就是“扬名立万”），不要干违反只属于这个领域原则的事情。“江湖”这个词对后世影响最大。《水浒传》中的江湖本来是游民生活的空间，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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