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杨时，既要站在宋朝历史阶段的角度去研究，又要站在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角度去研究，一句话，要运用历史唯物辩证法去研究。

　　研究杨时，既要肯定他对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其时的先进性（他“洛学南传”，传至朱熹，把儒学发展到高峰，其理学成为元、明、清的官方和民间思想核心体系），又要用今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和知识以及伦理要求）、现代法制要求去衡量、去品评。

　　研究杨时，既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也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法和历史阶段性质区分法简单地去任意定格。前面说过，挖掘、保护、纪念、研究、颂扬杨时，不仅有利于展示将乐的文化底蕴，增浓文化氛围，发展将乐的文化旅游、吸引投资等事业，而且有利于将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和谐小康社会建设加快速度。杨时著作等身。其著作，一是激活我们理论思维的资料（哲学著作、政论著作、家规、书院规等）和形象思维的资料（诗词等）；二是理清理学发展脉络环节不可或缺的资料；三是含有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文化的有益元素和值得借鉴的方式方法。我想，古今中外人间，不完全同，也不完全异吧？“善言古者必援今，善修辞者必揆诸理，审时世之异宜，合皇王之一道”（注8），这也是“理一分殊”吧。

　　杨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主张民本和谐思想。发展二程“理”的学说，认为“理”是宇宙万物之源，人性即理。又吸收张载“气”的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为一气。他对二程的“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阐述。创立了“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学说，使北宋理学更加系统化。

　　杨时理学思想的特色是“中庸”。中庸的核心是爱人，即施“仁政”。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和愿治相结合等。民贵就是把人民重为社稷之根本，他指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财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己”、“盖天下之是非庙堂之心可以独运，合天下之智事则事无不济矣”（《杨龟山先生集》卷四）；民为邦者，统治者必须爱民，宽政是爱民的主要内容，“宽者得众”（《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二），杨时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他提出一套立法、执法、变法的主张。“愿治”就是要辩忠邪，举贤才，“当以礼义廉耻之俗为急”。“中庸待人”（《杨龟山先生集》卷十四）是愿治的核心。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始见于杨时和程颐关于《西铭》主旨的讨论。在杨时看来，“理一分殊”的关系就是仁和义的关系，理一为仁，分殊为义，仁是本体，义则是本体之用。这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理一而分殊”。据此，人人都应当有共同的仁爱之心，又应当爱有差等。杨时通过这一阐释，从人生哲学方面论证了儒家道德准则的神圣性。他对此说的创造性发挥，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开创了道路。从历史的角度看，杨时的哲学思想既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最根本的利益和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杨时以诚为核心，赋予诚意直心、忠信、自然随顺天道的内涵，反对私意，争胜急利之心以及权谋机巧，并将诚意上升为天道，以天道自然说明人道自然，其范围并未超出传统儒家论“诚”的框架，杨时的思想基点是儒家思想，他对佛的批评与认同都是从肯定儒家学说的意图出发的，杨时是儒家思想忠实的拥护者。

　　儒学发展到宋朝，产生了各种学派。上个世纪不少人简单化地以谁是唯物主义（还分含有辩证法因素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等）、谁是唯心主义（还分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等。杨时，自然被定格在客观唯心主义），进行或褒或贬，进行人为切割分离，客观上制造对一些古文化和古文化人的敌意，造成对一些古文化和古文化人予以歧视、予以遗弃、予以扼杀，造成一些古文化中对今天建设新文化有益的元素被埯埋。我们今天要把它们（他们）挖掘出来，重新检测、鉴定、利用，创造继往开来文化思维生动活泼的局面。

　　“理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程朱理学”；广义的既指“程朱理学”，也指“陆王心学”。理学萌芽于中唐以后，至宋朝，“二程”、杨时及其后续以及把儒学发展到最高峰的朱子理学体系，直到清朝逐渐衰微。它的产生发展是同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转向后期的转折而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也与当时中国外部政治影响、外部文化影响（如佛教）有关。理学自南宋末起，程朱理学派成为主流理学派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成为钦定的官方正统之学。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发展，使儒学思辩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但理学内部不断分化，宋朝学派林立，在“程朱理学”形成过程中，就有反对派，浙东学派就斥之为空谈天理、性命、人欲、义利的“虚学”、“伪学”，主张“实学”。二程大讲天理，明朝王阳明却说“心即理”，我的心即理、即宇宙，你们说的道都早就在我心中。不论什么派，在发展中国文化上都有建树，不过多少高矮之分而已。要把其中蕴涵的有益于今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元素（营养成份）鉴别出来，就要通过挖掘、清理、研究的系统工作。

　　有人评杨时有复古倾向，一是言必称孔孟，二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事实上，他是借古训来解决现实和未来问题，是他用古训与问题结合，加入自己的思想、理想、策略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说他反对变法，其实他在行政方面的言行，是与王安石变法意图一致的，只不过路径方法不同罢了。他不是也上疏请除茶、盐二法么？！他是看到不少别有用心的人假王安石变法之名，贪赃枉法大营私利、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的做法不满而已。但他打苍蝇却打伤厨师，这是他的历史过错。

　　宋朝理学内部，也有“虚学”、“实学”之争，有人重伦理，内省修养，轻实务学问；有人重实务学问，轻伦理内省修养。人总有其价值观，但价值观有正确的、错误的，有高尚的、有低级的，儒、释、道都有其特定的标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杨时《龟山集》品评杨时的言辞著述说：“尚非空谈性命，不达世变之论。盖瑕瑜并见，通蔽互形，过誉过毁，皆讲学家门户之见，不足据也。”我认为，对任何学说学问都有正确地学还要正确地用的问题；不论“虚学”、“实学”，正确地学正确地用，都是实学；即使邪学、伪学，如能正确地了解正确地使用，也可变为有用之学，——因为一个人的思想绝非某个人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只不过有的人的脑子是多棱镜或哈哈镜罢了。

　　自古至今，都有爱走极端者。议“天人合一”，有人认为人要完全顺天意，就要听天由命，“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有的人认为“人定胜天”、“我心即天”、“天就是我，我就是天”，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说“王道霸道”，有人认为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施“仁”，有人认为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施“霸”施“暴”，以我至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论“义利”，有的人认为“君子耻言利”，只能“重义轻利”，有人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北宋·李觏语）二程朱子理学发展到后代，就过分强调“去人欲，存天理”（而不是“节人欲”、“限人欲”），一切理论、伦理都围绕着“灭人欲”三个字。“灭人欲”论者说“人而有欲，禽兽不如”；宣扬极欲者则说“人而无欲，禽兽不如”。

　　我们主张的“天人合一”、“天道”、“人性”、“事理”，是反对两个极端的。应当是人文价值观与科学价值观的统一，道德与法制的统一，穷天道人性操行表现与实际劳动操作技能的统一。所有知识都与道德有关，科学活动也包含道德。道德家搞伦理教育也应与科学技术新成就结合起来，而科学活动也必须遵循普遍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事实上，杨时的理学核心，其阐述的学说，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与当时的“实学”只是“理一分殊”的差别。我们在研究、继承杨时文化时应注意到科学知识对道德进步的重要影响，又注意到道德修养对科学进步的促进作用。俗话说“皇帝也要有人管”。我们在重视道德风尚建设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法律规章制度建设。善良人都是聪明人，而聪明人未必是善良人。我们要对一切人讲道理；但要注意到，跟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就是自己不懂道理。我们要对一切人讲道德；但还处于不能取消司法部门和国家军队的时代。以德以法治国治企业治家，综合治理，以倡导“八荣八耻”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今天我们该遵循的方针。既“格物致知”又“知行合一”，个人内省修养加刻苦学习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逐步达到知天知命的性善境界，才能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劳动者。

（四）“文曲星”杨时为何在宋朝到将乐投胎

　　文曲星杨时为何在宋朝到将乐县“投胎”？我想，他是时代的产物，地域经济、地域文化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域社会人文传统的产物。

　　（1）经济的发展。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到宋代，由于冶炼技术发展，特别是焦炭炼铁技术的运用，促使生产工具数量和质量大提高，促进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宋朝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2）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化自身发展到宋代，需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文化，面对释、道的活跃，儒者对儒学进行内省反思，对儒学基本范畴用新事物、新观察、新知识进行新阐释。这不能不影响到对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有不同理解，因而出现了各种学派。各种学派的相互影响，促近了儒学的发展。“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世。”（陈寅恪语）“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及。”（邓广铭语）统治者提倡读书，把提高各阶层的文化水平作为消弥人民反抗、减少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的有效手段。即所谓“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虽有恶人亦变为善”。当时文化比较普及，幼童学校，官办的很多，私办更多，连妇女也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