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科举制度实施最佳，取士不问出身。宋朝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执行得最佳的科举制度。取士不问出身，不问贫富，不问农工商，都可通过读书、科举登上仕途，而且升迁很快，不论资排辈。读书入仕，“学而优则任仕”的孔子名言，得到基本实现。这促成了“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的社会风气，形成了从乞丐、妓女到武人和皇帝都以读书为荣以不读书为耻的修身准则。这与“粗人以战斗取富”的五代武将目不识丁、极端轻视文化，认为“安朝廷、安祸乱，直须长枪大剑”、“如毛锥子，焉足用哉”的状况不同。宋时洛学，杨时及其后的理学育人书院，都是贯彻“学而优则仕”的，正适应了科举制的要求，适应了“官本位文化”。

　　（5）客家传统影响。将乐是纯客家县，客家文化醇厚，客家精神浓烈。杨时是客家人，客家人向来崇文敬德，尊师尚教，不忘祖根，重读书明理、求有为耀祖。杨时4岁读诗书，8岁善诗文，“程门立雪”求名师，这都不是偶然的。

　　（6）国际环境变化和地域发展不平衡。杨时所处的时代，是政治经济南移的时代，东南经济比北方经济先进，而金的入侵，政治也逐渐南移，程颢说：“吾道南矣！”是科学预言。发这预言，不仅是他看清了杨时的聪慧、尊师的品德、师承洛学的至诚和学而有成，而且是他看清了中国历史形势和闽中文化的基础。（“福建出秀才”在宋代号称“天下第一”。有人统计，在宋朝，福建状元和进士都仅次于浙江。）他不会不认识到“吾道南矣”不是杨时一人所能完成的。杨时的道，即使完全等同于“二程”，或高于“二程”也不能“道南”，如果没有较多的“道南”之人和“道南”的其他条件，也就不可能“道南”。所以，程颢“吾道南矣”的预言，可与诸葛亮隆中对媲美。

（五）杨时的时代局限性

　　孔孟创立儒家学说，是在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其理论适应了新社会的创建、发展、巩固之需，到汉朝的独尊儒术，儒学就体系已经完备；其后大儒，基本上是释经主义者，即使朱熹这样的集儒学之大成的大儒，也是以注释“四书”来掺加自己的符合儒学理论核心的一些新观点新理论而已。而这些新观点新理论，自然反映了封建历史新阶段统治者的新要求，自然也会吸收对新经济、新政治、新社会的新观察成果，自然也会吸收当时的新科技成果。不过，以儒学正统自居的大儒，如他们的祖师孔子一样，只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大术，对于稼穑之事，视为君子不为的雕虫小技。所以，他们的理学，虽然吸收了些当时生产、自然科技知识，但仅止于肉眼的远察，很少有人亲做实验。我读杨时所辑其师语录《二程粹言》，听到其师二程，一说到天地人及其关系时仅止于气、性、阴阳、五行的颠来倒去阐释论证，说到关于日食、月食、雷、电、雨、露、霜、冰、四季、地震、洪灾、鬼、神等等，其知识水平不如今小学生。

　　儒学发展到顶峰而出现的理学，是封建社会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也是儒学本身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理学的萌芽、发展到钦定为统治思想，预示新的社会关系萌芽。理学创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时起时伏，还有几座秀丽的山峰，还有几处繁荣，但总体上是在走下坡路了。这从理学于唐朝后期萌芽，发展到集理学大成朱熹，把所有的天理、人性、圣人君子之道的理学核心归结概括为三个字——“去人欲”（后来变为“灭人欲”）——就可看出来。程颢就岐视妇女，朱子的门徒们把小女人的脚捆绑起来，好让女人受虐待而不能远逃，年青女人丈夫死了多年也不准改嫁，甚至受活寡也要受到死。贞节坊充斥国中，连小小的山村顺昌县谟武也有。理学发展到后来成为变态的理论，摧残人性、摧残人权的理论，理学的泛滥，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畸形化。这主要原因是城市发展、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大作坊发展的后果触痛了一向重农轻商轻工的儒学家，也当然触痛了依赖佃户、庄院奴才长工自产自供来养活的地主。他们，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手工业大作坊的发展、商业的发展、洋货洋文化的传入，一片恐慌；为牧歌式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经济受到威胁、岌岌可危而一片恐慌；他们深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于是便拜请尧舜孔孟亡灵来当门神钟馗。不可否认，这些理学家的感觉还是十分灵敏的，他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天空“臭氧层”出现了个大洞，他们要炼石补天，补地主总代表——天子——的天，“皇恩浩荡”的天。后期信奉朱子理学的一些统治者，把爱国、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变成自以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国”永远是世界中心国的教条，误认为五千年没有间断的文明史是可资自满和傲慢的本钱，从而把它变成沉重的包袱；于是，干脆闭关锁国——门一关，就是家天下；甚至于连一扇窗户也不开，生怕屋外的一丝新鲜空气飘进来引发感冒；甚至于实行驼鸟政策，头往沙堆里一钻，好象这样子就与外界的一切都无关了，就太平无事了、万寿无疆了。他们的补天术，是起了作用的，——延长了封建统治的寿命。本来，全世界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唯中国最发达，中国早该先于英国、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早该诞生、发展现代科技。当然也应看到，中国不能先于英国、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先于欧洲诞生、发展现代科技，与经济基础落后的金、元、清的入侵和统治有关，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被清朝和外国侵略者扼杀的。

　　横看纵看宋朝的志士能人、学者士大夫知识分子和所谓变法派保守派政治家，都有个共同点，政治上都忠于皇权（封建专制制度中央集权），都“爱国”（与金讲和的人也说是为了“爱国”）都强调要富国强兵，都要大统一（中央集权），都承传孔孟的济世理想，都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他们所研究阐明的对象不同，途径不同，师承不同，方法不同，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和阶层人士之利益也不同。因而学理偏向不同、外形色彩也不同。

　　浙东学派和功利主义思想家们反对程、朱等人只谈论一些关于道德性命理气等类的抽象问题，而且还反对从事于这些空谈。陈亮认为学者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等可以富国强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并自以为是得到了古圣先哲关于正心诚意的不传之绝学，这般人实际上都是一些“风痹不知痛痒“的人。他认为天下“千途万撤，因事作则”因而学者都应“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他不愿做一个“枯木死灰”般的人物。

　　实际上，实学与理学之争，仅仅是各有所侧重而已；但影响到后代，“实”与“虚”的论争思潮，确使某些人各走两个极端。

　　暂不评论浙东学派对程朱等的评论说得对不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二程到杨时等人直至朱熹和朱子的门人办学传道，是为了培养圣人、君子，都贯穿官本位思想，突出孔子强调的“学而优则仕”，而不是“学而优则事工、事农、事商、事科技”，不论官学私学，都不培养能工巧匠，而把能工巧匠的培养任务留给民间的“师傅”，中国的科技发展，在现代新兴学校创办之前，科技人才几乎都是靠民间师承的。即使理学本身发展，起初也靠民间师承，后代才钦定。我看，这是现代科学技术为什么不首先在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

　　师承关系，在今天中国仍有意义，不论民间师傅还是官私学校的老师，我们都该尊敬。老师，在中国古代是五位至尊的第五位，“天地君亲师”供奉在大厅中堂（客家人称“天子壁”）神龛上，每天早晚要礼拜。元佑八年（1093年），杨时与游酢（他俩好友加同学，后来又加亲家——杨时第三子娶游酢之女为妻）“程门立雪”故事，自然是“千古佳话”，我们今天仍要学习他尊师敬道精神。不过，“程门立雪”是限于当时条件所致，我们今天不须去模仿，我们不要学其形式，要学其精神，要拜见老师求教，电话相约就行，让老师先有安排准备就行，不要想见就见，走到老师家门口连声“报告”都没有就乱闯。我们尊师有多种形式，也不需要走到另一极端以贿师、赖师来尊师。

　　仕当然要学而优，然而不能仅仅“学而优则仕”。仕（当官）要德、才、健兼备，做各行各业的工作也要德、才、健兼备。我们的社会之风是，既敬好官，更敬科学家、技术能手、能工巧匠、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者、助人为乐者、利税交得多的企业家……。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要研究探讨义理，而专做探讨义理的人或宣传工作者、思想工作者，也应学习科学技术，深入实际学习工农兵。如今的学者、伦理工作者也要利用电脑、信息高速公路和电化教学工具，否则，不能算合格。

（六）研讨杨时的良好开端

　　将乐县第一届、第二届杨时研讨会，是杨时研讨的良好开端。杨时研究，是个系统工程，挖掘、保护、研究、运用杨时文化，是系统工程，需要组织专人进行和各方人士主动支持、配合，才能完成。杨时文化，有物质性的，有非物质性的，如何开发运用，须有个长期规划和短期计划，大家共同努力实施，从到达一个个小目标以致达到大目标。

　　开发运用，目前该做的，一是保护好、依旧样修膳好墓地、故居、遗迹，不仅要列入文化旅游点，更要列入教育基地点、普及古文化知识的基地；二是收集整理出版发行杨时著作和有关资料，使其普及于大众；三是组织专人进行专题深化研究，以出学术新成果；四是要普及学术研究新成果，使其成为正人心、节人欲、养人性、树高德、端民风、促政廉的“催化剂”；五是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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