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提醒大家，面对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后来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深刻理解鲁迅的失败的最好的角度。

　　首先，有信仰的绝望与无信仰的绝望。完成华丽的转身的前提，是有信仰的绝望。但是，在鲁迅这里，仅仅是一种区别于有信仰的绝望的无信仰的绝望，也就是一种区别于为信仰的绝望的为绝望而绝望。鲁迅只意识到灵魂的维度，却没有意识到信仰的高度。他没有能够为自身的生存、为直面个体生命的痛苦、直面绝望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总之是没有能够走向信仰，因此最终也就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事实上，鲁迅也没有能够将绝望进行到底，而是成也绝望，败也绝望，他自己不就经常说吗？“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34]。这确实是他的心声！他没有能够在绝望中找到真正的灵魂皈依，也没有能够在虚无中坚信意义、在绝望中固守希望。这个“希望”是用理性分析不出来的，你只能去赌。只能去跟世界赌一把：赌爱存在，赌上帝存在，赌信仰存在，赌光明存在。而鲁迅是不去赌的。在有信仰和无信仰的不同尺度之下，我们发现了鲁迅的最大不幸。他的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只是为绝望而绝望的声音。

　　我总是在想，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精神、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民族不可能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终极关怀的尺度，应该说，是鲁迅的最大不幸！作为心灵黑暗的在场者，鲁迅最终只能成为一个灵魂上的虚无主义者。我们设身处地站在鲁迅的角度想一想，就会知道，既然一切争斗都不过是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而且一切争斗的宿命都只有失败，既然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依赖，那就干脆什么也不相信，这肯定是最后的选择。他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绝望者，通过极大膨胀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与黑暗对抗、与虚无对抗，并且说：“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35]，还说：在黑暗、虚无中既“大欢喜”又“歌唱”，结果，温煦、悲悯、慈爱、温暖、抚慰、柔情都没有了，只剩下敌意、荒寒、冷漠。而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堪称在20世纪中国中独一无二，道理也就在这里。

　　这样，我们看到，鲁迅自以为是站在圣殿中向世界宣战，但是实际上却是站在了悬崖边上，并且还有点摇摇欲坠。鲁迅很喜欢尼采，他不是说魏晋风骨，托尼文章吗？可是在杀死上帝之后，我们将如何安慰自己？这是一个连他的老师尼采自己也不得不去追问的问题，鲁迅却毅然放弃了这一追问。在《狂人日记》里面，那个“狂人”大家都很熟悉，对“狂人”大家都赞美不已，但是都没有注意到，“狂人”的出现本身就是缺乏信仰世界的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唯一选择，既然无法以更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角度来关照世界，就只能以狂人的眼光来关照自己所置身的世界。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美学中潜存着一个“狂人”传统，我也曾多次建议博士、硕士去写这个题目的毕业论文。我们现在计算一下，当中国美学传统面临崩溃的时候，出现了多少个“狂人”？李贽、何心隐、徐渭，直到鲁迅、毛泽东，其实都是这一传统。可是，“狂人”的“狂”无非是对于旧世界的彻底失望而已。“世界何以如此”，就是狂人的眼光。他站在人性的根基上，意识到人性已然沉沦，但是却仍旧幻想以真正的人改造吃人的人，而且，吃人的都是坏人，只要坏人被改造，世界就可以改变。由此，出现了鲁迅式的“火与剑”，出现了鲁迅式的“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36]。然而，“火与剑”倒是很快就成功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倒是也一直被奉若神明，但是，那能叫“成功”、能被称之为“神明”吗？而毛泽东的“文革”也是出于与鲁迅一样的动机。其实，如果从有信仰的角度来看，倒应该是“世界就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是人在吃人，而不是坏人在吃人。只有人本身被改造，世界才可以被改变。因此，狂人的救世是根本不可能的，鲁迅的救世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比《狂人日记》更重要的是《野草》。因为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维度，《野草》中的鲁迅和鲁迅的《野草》不论是人生还是创作都已经面临绝境，无法靠自身的努力拯救自己的灵魂，无法在虚无中坚信意义、在怀疑中坚持寻找，也不可能作到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因为超越那自身的更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并不存在。我们美好地设想一下，鲁迅如果找到了更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那么在写完《野草》之后，他肯定会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文化、美学的历史转型中的全新使命，肯定也就不会再回到爱恨对等的平台上与“敌人”纠缠，而要把世界上全部的爱与美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去担当世界的苦难。可惜，这一切我们在《野草》以及后《野草》的作品中都没有看到。

　　今天想想，鲁迅的想法实在有些可怕。要反抗心灵黑暗的在场，自己就必须进入心灵黑暗的在场，可是，假如心灵黑暗的毒素已经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呑噬干净了，那我们要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心灵越是能够体验人性的黑暗，难道就不应该越是能够体验人性的灿烂，越是能够敏捷地感受着生命中的阳光与温暖？我们越是看清楚人类的缺陷和下流，难道就不应该越是能够去爱人类、去悲悯人类，越是永远像没有受过伤害一样欣喜、宁静地赞美着大地、生活与人类？应该说，这是一个鲁迅必须回答但是却没有回答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第二，个人的绝望与社会的绝望。与第一个问题关系非常密切，无信仰的绝望，决定了鲁迅的为绝望而绝望的美学实际上没有可能贯彻到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例子，例如，他说他不敢以绝望示人，例如，许广平也介绍说，鲁迅自己虽然置身绝望，但是却又希望能够给青年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印象。晚年的鲁迅更为典型，国学大师王国维晚年是从“忧生”转向了“忧世”，鲁迅也是如此。他甚至进入启蒙者的阵营，或者直接与政治反抗者结成联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寻找“绝望”之外的一个替代品来消解绝望，这难免让人产生某种想象：他是因为绝望而不得不走向启蒙。最后的结果是，鲁迅本来应该走向个人，但是结果却走向了社会。我们知道，信仰维度标志着个人的真正成熟，而信仰维度的缺席则标志着个人的不成熟甚至缺席。鲁迅也是这样，他尽管深刻地把握了个体与美学之间的内在对应，也意识到了个体与美学的内在关系，但是，由于个人在鲁迅那里实际并不成熟，而且信仰维度本身仍旧是缺席，因此鲁迅尽管对于个体的心灵黑暗颇有觉察，但是最终却还是把个体的心灵黑暗归咎于社会的黑暗。这样一来，革命取代了思想，战士取代了歌者，行动取代了思考，鲁迅自己也从此自动远离文学创作，自愿把书斋改成堡垒，1926年以后他的创作力的衰竭，以及从小说向杂文的转向，都难免给人一种无法固守绝望而不得不走向启蒙的印象，其结果是，不但放弃了对于思想制高点的占领，而且失去了领跑20世纪的机遇。

　　而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们20世纪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师，到死的时候，对自己的文学事业都充满了不信任。鲁迅临死写遗嘱，跟他儿子交代说：你以后别去当空头文学家；巴金到死不承认他是大作家，茅盾也是到死都不承认他是个作家，他说他是个革命战士。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们以为社会的绝望才是最根本的，而文学的力量是不足以震撼这个社会的。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只有改造了这个社会，我的贡献才最大，所以他们到死都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他觉得我要是被承认是个政治家，我就更伟大了。这就隐含了一个最根本的失误。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用他的著作宣判了这个革命的成功和失败。在此，你可以看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人的个人魅力，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就可以面对整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文学的宣判和美学的宣判同样是有力量的。而我们的鲁迅到死都不相信这种力量，我们的巴金到死也不相信这种力量，我们的茅盾到死都幻想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曹禺在24岁的时候可以写《雷雨》，但是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写（而且竟然能够根据现实政治的要求把《雷雨》改写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你就会发现他们最重要的失误是什么，在我看来，就在于：他们不知道绝望是个人的。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如果你意识到了生命的绝望来自于个人，那你个人就可以面对他，任何一个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伟人。但是你如果认为绝望来自于社会，那你就只能借助于制度、借助于政党、借助于领袖、借助于阶级，你自己就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西方的文学大师会层出不穷。我经常举例：给法国带来革命的是拿破仑，但是拯救法国的是雨果，拿破仑代表了一个制度、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军团，而雨果只是一个人，法国人还曾经把他流放，但是最后法国人接受的是雨果的宣判；同样，拯救了俄罗斯的是谁呢？是斯大林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到现在我们看一看俄罗斯的现实，我们就知道，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对社会的认识，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生命的命脉。而不是斯大林这些人。例如，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本书叫《联共布党史》，就是苏联共产党党史。是当时苏联历史学家跟着斯大林伪造的苏共党史。当初我们中国也拼命地跟着学，但是到现在还有一个人在看吗？当时苏联以举国之力炮制了一部党史。结果，二十世纪还没结束，这个党史就没有了。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呢？他只是一个人，大家仔细看看他的那本《日瓦戈医生》，你会很有感受。这本书从表面上你可能学不到什么东西，你仔细看才会知道，他提供的正是世纪之路。革命来了，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也不反对革命，他更不去做反革命。他要维护的只是自己的精神生活。他选择——逃离。他想办法保护自己的个人生活，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家庭，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家庭，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情人，他所做的固然微不足道的。但是最后却成就了自己这样一个世纪的爱的圣徒。他用他对爱的力量的呵护，维护了一个世纪的尊严，你说，他还不够伟大吗？

　　由此再看鲁迅，我们就会有新的感悟：

　　例如，是先有不吃人的社会才有真正的人？还是先有真正的人再有真正的社会？鲁迅的选择无疑是前者。因此鲁迅并没能建立起一个审问个体的美学法庭，而只建立起了一个审问群体的美学法庭，个体心灵黑暗被社会心灵黑暗取代，个体心灵黑暗的在场者被社会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取代，个体的罪被集体的罪取代，个体忏悔也被集体忏悔取代。结果，鲁迅所讨论的，或者是“吃人”的问题，或者是“自吃”的问题，但是却就是没有“自审”的问题。这或许与近代是从国破家亡开始有关，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在于中国的鲁迅与西方的亚当夏娃吞下的东西根本不同。所以我们频频地看到鲁迅以文学为旗帜、晴雨表、以文学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频频看到鲁迅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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