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绝望是一个事实还是一枚苦果？本雅明曾经提示说，理解卡夫卡的关键是他的作为失败者的绝望。但是，卡夫卡的绝望跟鲁迅的失败并不相同，在他那里，绝望完全是一个既成事实，一切的一切都无非是去证实它，但在鲁迅那里，绝望却是一颗实在难以下咽但是又不得不勉强下咽的苦果，他所渴望的却是希望。他会说：这个东西太苦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咽下去，我不得不接受它。于是，在鲁迅谈论着“绝望”、“虚无”、“黑暗”、“坟墓”的时候，又会偶尔说到“希望”，说到“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个体的绝望与社会的希望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存在于他的世界之中，个体的绝望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的代价，民族与社会改造的内在的乐观，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把鲁迅的绝望稀释掉了。例如，阿Q、狂人就是群体的灵魂。“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个“我”指的就是我们。《狂人日记》中的罪意识也不是宗教意义的，而是历史意义的。鲁迅并没有从中提炼出人之原罪的理念。从意识到“传统吃人”到“我也吃人”，这当然是鲁迅的独到之处。“传统吃人”，承担罪责的是父辈，“我也吃人”，承担罪责的则是自己。不过，这只意味着历史之罪，而不是存在之罪。因此鲁迅没有重返父亲（像西方那样），而是要毅然抛弃父亲，并且唾弃父亲所代表的一切。“我也吃人”，意味着造成历史之罪的，不仅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君，而且还是臣民。所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37]至于“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38]更意味着在鲁迅那里“好人”与“坏人”的传统对比无非是被“吃人的人”与“真的人”所取代，而且，后者与前者相比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仍旧存在。而且，还存在某些具有先天的免疫能力的“真的人”，他们仿佛拥有先知先觉者的不坏金身，可以从自己发现的“吃人”或“被吃”的历史中脱身而出，可以通过“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并且自诩说：“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39]结果，人性的黑暗转而为历史的黑暗。

　　总之，没能始终如一地致力于精神的觉醒和灵魂的挖掘，错误地把国民性的弱点等同为人性的弱点，并且甚至希图以外在的现实手段来克服人性的弱点，这恰恰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鲁迅。在这里，因为他发现了国民性与心灵黑暗，这无疑是很成功的。但是没有进而发现人性的黑暗则是他最大的失败。把国民性的缺点等同于人性的缺点，这就是鲁迅的失败。而鲁迅既然认定了国民性的缺点，那就只能靠革命、靠暴力了。这就导致了鲁迅对革命的一往情深。这样，虽然在鲁迅内心深处确乎蕴涵着对启蒙的种种怀疑，但却毕竟只能以启蒙来支撑自身，从而走出抄碑帖、读佛经的颓废人生，为此，他甚至大义凛然地提出，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别人进入光明的未来。这无疑代表了他的社会启蒙、社会革命的最高理想。然而，个体的解放如何能够靠别人肩住黑暗的闸门来实现？如果肩住黑暗的闸门并不能导致个体的解放，那么，肩住黑暗的闸门的鲁迅本人是否也会转而成为黑暗的闸门？有学者发现，这“铁屋子”、“黑暗的闸门”实际正是鲁迅担心被庸众所吞噬时产生的意象，确实令我们大受启发。而我也常说：鲁迅打的最精辟的比喻是“野草”，不太好的比喻是“铁屋子”，最不好的比喻是“黑暗的闸门”。由此，文学之为文学，在鲁迅那里，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性的根据。发现只有文学才能发现的，这是文学存在的唯一理由。文学的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但是根本性质却绝对不允更改。就血缘而言，作家属于民族，就个人而言，作家却属于人类。但是鲁迅却自觉地离开了文学的人性根据。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固然可以使鲁迅蔑视百年来的所有知识分子，因为我们再没有看到有哪个知识分子遇到了这类杀人事件敢写这类文章，因此鲁迅凭这篇文章就可以立足于中国的二十世纪。当然，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在许广平之前就跟刘和珍关系特别好，他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但即便如此，也算是英雄。他起码还敢冲冠一怒，对不对？很多中国男人还都不敢冲冠一怒啊！但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指出现象却不去追根溯源）、“娜拉走后怎样”（这只是第二位的问题，“娜拉为什么出走、怎样出走”才是更为重要的根本问题），“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40]，厌恶“隔岸观火”的文艺、“消费者的艺术”，而喜欢“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的文艺、“生产者的艺术”，诸如此类的言论不能不令我们痛心地发现，鲁迅已经不屑于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不屑于用文学的语言来说话。鲁迅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鲁迅所要关注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一圈”。离开这“这两者之间的一圈”，绝对不是鲁迅所愿意的，像西方大师那样倾尽全力地为人类饥饿的灵魂提供绝对、永恒的精神食粮，也绝对不是鲁迅所愿为的。更令人吃惊的是，鲁迅竟然到死都在想着写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我就不知道鲁迅到底是怎么想的，一天长征也没去过，躲在上海的租界里，却一定要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书。咳，这个不回头的浪子。从传统的泥沼里一路杀来，却仍旧没能杀出泥沼。

　　第三，自我审判的绝望与自我牺牲的绝望。鲁迅为绝望而绝望的美学只是“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但却不是灵魂的“伟大的犯人”。鲁迅曾经高度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也是灵魂的“伟大的犯人”[42]，但是鲁迅自己的小说却并并不是如此。恶中之善以及恶之向善转化这样一种可能性，鲁迅根本就不屑一顾。基督提示过：一只迷途羔羊的失而复得所给人的欣喜要比九十九羊的平安回归还要大，鲁迅对此也根本不屑接受。所以，鲁迅才不去爱仇人，而是爱仇恨。他甚至言之凿凿地疾呼要“痛打落水狗”。进而言之，先有罪性，才有罪行，只有人们心中失去了“怕”的社会才是真正可怕的。而杀人也不仅是让他人去死，而是让自己首先去死。果戈理写过一个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所以美学中的灵魂就应该是个体的灵魂，而不应该是群体的灵魂，美学的问题也应该是个人的，而不应该是群体的。它关注的不是法律责任，而是良知责任；不是认不认罪，而是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不是是非、善恶的讨论，而是心灵的展现；不是理性审判或者扬善惩恶，而是人性状态；也不是寻找替罪羊或者凶手，而是一切都与我相关的灵魂不安，从而把人性被带到良知的面前，让良知去审视，做自我审判。现实的拯救在哪里迷失了？人性在哪里迷失了？生活是否还有另外的可能？我们把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遗忘了？现实的一切是否人类最想得到的？人世充满了苦难，但是假如我们不仅仅承受苦难，更不让苦难把我们摧毁，而用我们的爱心去超越苦难，在超越苦难中来体验做人的尊严与幸福，那么无论现实有多可怕，或者如何无意义、如何虚无、如何绝望，在审美活动中都会使它洋溢着人性的空气，这无疑已经在内心中孕育了在精神上得到拯救的可能，也无疑不会自铸铁屋来禁锢自己。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佐西马长老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他的这样一句话：要“用爱去获得这个世界”。这就是说：任何现实的努力都无法拯救人类，你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能够，那人类早就获救了。而鲁迅显然根本看不上佐西马长老，因为他尚未真正成为个体。可是，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只有个体；能够具有真正的罪责意识的，也只有个体，而尚未真正成为个体的人必然缺乏俄狄浦斯那种自刺双眼自我流放的认罪态度，也必然会把罪责推到他人的身上。对于他而言，负有罪责的永远是他人，而他自己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辜者和受害者。因此，应该被流放的也永远是他人，应该被抨击的也永远是他人，至于自己，则永远是无辜的。

　　在这里，关键的关键还是在于：个体的自由意志与信仰维度。个体的自由意志可以为善为恶的必然要求在逻辑上必然导致信仰维度的存在。我常说，因为生命的有限而向往精神的无限，因为肉身的局限而追求灵魂的超越，这就是信仰的维度。信仰维度的存在是个体自由意志由恶向善的根本保证。而且，“痛苦”并非追求信仰维度的理由，人先行地皈依信仰维度，才是无悔地承受“痛苦”的理由。因此只有从信仰维度出发，灵魂的受苦才是有意义的。因为真正的灵魂痛苦并非来自人性的堕落，而是来自人性对于神性的悖离。至于信仰维度的与自我审判的绝望密切相关，则是由于：倘若由于人性的堕落，那么人们就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一切罪恶与痛苦，倘若由于人性对于神性的悖离，那么人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问心无愧地面对一切罪恶与痛苦。在此意义上，自我审判的绝望就是一个针对绝对责任的基本假设。通过它，每个人都意识到罪恶的彼此息息相关，意识到丧钟为每一个人而鸣。

　　仔细想想，鲁迅确实起码在下意识中一直就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并不存在自我审判的绝望。以启蒙为例，鲁迅的启蒙就难免有令人生疑的地方。启蒙之为启蒙，重要的是启自己之蒙，而不是启他人之蒙。面对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是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追问，而不是面对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以一个国人幡然省悟、弃旧图新的“光明的未来”来冒充某种信仰。而鲁迅的态度却始终摇摆于两者之间。至于作为绝对责任的原罪意识的觉醒，尤其是爱的意识的觉醒，在鲁迅那里也仍旧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显然，“难见真的人”的思路使得他始终没能意识到个体的自由意志可以为善为恶的必然要求，也没能意识到个体的自由意志对于神性的悖离所导致的灵魂痛苦以及这灵魂痛苦的息息相关，更未能意识到个体的自由意志可以为善为恶的必然要求在逻辑上已经必然导致信仰维度的存在。就是这样，中国的“天路历程”在鲁迅那里不但没有开始，而且反而被强行终止了。因此，鲁迅的绝望是自我牺牲的。也就是说，鲁迅意识到这个民族没救了，意识到这个民族的国民性非常的黑暗。那么他怎么办呢？他要牺牲自己来拯救这个民族。这无疑就大错特错了！其实鲁迅只能通过拯救自己来拯救民族，因为鲁迅的灵魂是这个民族最最强大的灵魂，他如果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并且把自己灵魂的史记和史诗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民族就迟早会被他拯救。

　　再如，他虽然也自比恶魔，但是针对的却是“从来如此，便对么？”[43]的历史原罪。在鲁迅的心灵中从来不曾纠缠过西方大家身上所特有的那种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他的思路相对来说十分简单：既然不能在虚无世界中逍遥，就干脆让自己成为一块石头，冷眼、铁血、阴毒、玩玩、走走。鲁迅说：“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44]。但是，这样做的根据究竟何在？鲁迅自己也心存疑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批评的德米特里的“我把帐还清了”的心态，恰恰就为鲁迅所信守。所谓“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45]。甚至，鲁迅的自我审判、自我忏悔也没有坚持到底，而是将个体的悲观建立在整体的乐观的基础上。“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46]自我审判、自我忏悔就是这样地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自我牺牲，仍旧只是“人之子”，仍旧并非“神之子”。

　　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一再强调的“大家一起进地狱也胜过被分开”、“任何人都不是最后的法官”的自我审判、自我忏悔，在鲁迅却成为“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的自我牺牲。也正是出于这一心态，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在“罚”，而鲁迅却重在“罪”。而且，对自己，鲁迅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但是不写《我们现在怎样做子女》，呼吁“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47]，但是却对于“中国现在，正须子范学堂”矢口不谈。对他人，鲁迅把“我与你”置换为“我与他”，对于有些人“横眉冷对”，对于有些人却“俯手甘为”，而且更关注的只是启蒙者与不觉悟的群众之间的隔膜，是“苟奴隶立其前，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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