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谓心灵黑暗在场者的声音，则是对于心灵黑暗的真实呈现。就批判现实的激烈而言，在鲁迅的时代，应该说并不以他为最，但是就对于心灵的黑暗的真实呈现而言，却无疑应该以鲁迅为尊。至于转向对内的否定一切，也应该以鲁迅为极至。勇敢地向自己也向世界说“不”，在中国的20世纪，无人能出其右。正如鲁迅所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2]。冠冕堂皇的论述和说辞，装神弄鬼的历史目的论，历史进化的憧憬、美好未来的希望，世纪初到处贩卖的廉价的“黄金世界”，启蒙者吹嘘的“新纪元”、“新世界”、“新方案”和“新蓝图”，都是鲁迅所不屑的“做戏的虚无党”的所作所为。在他看来，中国有史以来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剿灭“叛徒”和“异端”，每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则无非都是“叛徒”和“异端”的围剿者。而他自己，则是唯一的例外。他直面黑暗的姿态，至今仍旧让我们让人惊心动魄。人性的黑暗随着历史的黑暗的揭露而被揭露，“病史”、“病症”、“病源”也随之而被深刻展现。在他身上集中了整个时代的全部黑暗，但是却没有传递任何的假福音——一点也没有。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成功只是由于他的诚实，只是由于他没有像那些所谓正人君子或者“帝王师”那样去“瞒”去“骗”，而是去做抚慰“叛徒”的“吊客”，去如实地呈现心灵的黑暗(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诚实”就是最最伟大的思想)，毅然以罪恶为罪恶，以羞耻为羞耻。

　　那么，鲁迅喜欢什么呢？喜欢跳蚤，不喜欢苍蝇、蚊子，[23]为什么呢？他说咬就咬呗，你还叫什么，还发表什么诗词歌赋，还写什么唐诗宋词？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尽说假话，你咬我一口也算了，还给我讲道理，为什么咬你？意义何在？还要给你讲讲三从四德，然后再咬。他不喜欢猫，而喜欢狼，不喜欢狗，而喜欢蛇，不过鲁迅从来没有提及龙。鲁迅对长城也是批判的，说：我们什么时候不为长城再添一块新砖？而我们到现在的审美意识都没有超过鲁迅。我们到现在还拼命歌颂长城，我们到现在还是秦始皇的后裔，而从来都不是孟姜女的子孙。其实孟姜女的子孙才有美学的血脉，秦始皇的后裔只是暴政的传人。鲁迅则完完全全是孟姜女的子孙，因为鲁迅他把长城叫做“壁”，也就是墙。鲁迅只改了一个字，就把长城的美学内涵改出来了，长城就是“长墙”。[24]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里我跟大家讲过，长城实际上是用好死不如赖活的方式来战胜时间的。而鲁迅还原的，也是长城在这个方面的丑恶。这本来就是中国美学的真实啊。

　　“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这样，鲁迅就用自己的审美强化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卡夫卡说得多么精辟：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这是地狱里的天使的歌唱，也正是鲁迅的歌唱。当然，用鲁迅的话来说，与其称之为一般的所谓歌唱，远不如说是“叫”，他就是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25]，叫出“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没有人熟悉这种“叫”法，正如没有人知道“无所有”便是他的“赠品”，没有人知道“乌黑乌黑”就是他的所有。在《我的失恋》、《秋》、《希望》中，鲁迅对猫头鹰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并且追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怵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26]其实，鲁迅的向自己也向世界说“不”，不就正是“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怵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借助于“叫”，鲁迅不识时务地向世人报告他所洞彻的、通常是很不吉利的发现，从而把他的体验撒向人间。领受这份财富并不容易，他也因此而成为异类。鲁迅他自己也说，他就是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就是要用这种黑色美学的方法提醒全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爱，也没有所爱的对象。

　　例如《伤逝》，如果我们知道鲁迅揭露的中国文化的现实是最黑暗最惨痛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没有爱，无所爱的悲哀。具体来说，是既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爱的对象。其结果，自然就只有《伤逝》。从五四以后，很多人都写过婚姻，但是我们往往都以为，封建婚姻就是爱的绊脚石，所以所有人写婚姻都是写冲破封建枷锁，追求婚姻自由。《小二黑结婚》什么、什么都是如此，但是只有鲁迅和张爱玲目光如炬，只有他们两个不可超越。其他人写的爱情故事，真是大多什么都不是。张爱玲瞩目的仍旧是男性的颓废所导致的女性的颓废，在使女性不成其为女性的时代谢幕后雌性角色的何去何从？张爱玲告诉我们说，当社会解放以后，这些颓废了的女性能不能自然地融入这个社会？这就是她所关注的问题。张爱玲重点写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昔日贵族的女儿们，当她们沦入了平民时代以后，她们会怎么样去寻找她们的爱情？你仔细去看一看张爱玲的小说，就会发现，张爱玲只要写到这个地方，她的笔就是上帝之笔、神来之笔，没有人能代替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张爱玲23岁到25岁就成了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文学大师，她就是这么几年时间，是吧？那么，她为什么能成功呢？其实，就是因为她发现了这个最根本的秘密。因此，娜拉的出走在她仅仅被看作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出走的归宿也无非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爱的意识，也没有爱的能力。没有白瑞德，也没有郝思嘉，所以一切都不可能啊。因此，我就是给你一个新时代你又能怎么样呢？充其量的本事也就是走到阁楼上，可是到吃饭时候你还得下来，你不下来，到时候一声呼唤也没有了，那你就只有被饿死。我觉得，张爱玲的揭露实在是很深刻的，那么，鲁迅的揭露呢，鲁迅对这一切的还原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所爱的对象。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以为现在要解放了，他们以为现在可以冲破所谓的封建束缚，结果他们就去冲破了。但是冲破以后怎么样呢？当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家庭，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爱，他们也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把这个爱表现出来，我经常说有一首流行歌曲，那个歌词我是很赞赏的：心要叫你听见，爱要叫你看见。这就是意识，这就是能力，对不对？爱的意识，你要叫人家听见，爱的能力，你要叫人看见。可是我们中国文化从来就不造就这种人。上次我说过白瑞德，我说这个好男人有点坏。什么叫有点坏，就是有爱的能力啊，中国人是好男人有点儿乖，什么叫有点儿乖？没有爱的能力。于是他只好等着别人施舍。他说：你看我多老实啊，你还不爱我吗？这就是中国男人最拿手的一招。例如什么董永那样的故事，就是非常不可理解的关于中国男人的故事。你看中国那些七仙女，怎么就都会喜欢那些老实巴交的中国男人？没道理呀！可是你反过来想也就想得通了。那都是中国男人写的。如果真的让中国女人写，她肯定不会喜欢这样老实巴交，踢几脚都踢不出一个屁的男人。有什么好呢？但是让中国男人写就肯定是这样。因为他没有能力去真正追求一个美丽的女性，他只能是装乖。对此，我个人觉得，鲁迅还是有发现的。所以鲁迅问我们的问题是：她可以走出封建婚姻，但是她走不进幸福的爱情。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娜拉出走以后找到爱情了吗？娜拉是否因为找不到爱情而又要想方设法回家？或者已经在路上冻饿而死。我想鲁迅最深刻的地方就在这里。

　　婚前无爱。这是我们五四的一大成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的婚前无爱。但是我们在鲁迅的作品里看到的却是：婚后失爱。就是婚后更没有爱。两个人之间成了永恒的战争。所以，涓生那句话说得是何等得勇敢：“我已经不爱你了！”确实，冲破封建礼教的时候，他们以为冲破封建礼教后得到的就是爱，所以他两个人当时何等勇敢啊，可是冲破以后呢，两个人却发现，很无聊。爱就像手指缝里的水银，每一天都在流失，结果发现手里什么也没捧到。对此，女孩儿是死也不肯承认，但是涓生的勇敢在什么地方呢？他勇敢地戳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们根本就没有爱。我们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爱的对象。上次我跟大家讲贾宝玉跟林黛玉的时候，我说他们的爱情还是两个小孩儿过家家的水平。鲁迅的《伤逝》就是写他对于两个小孩儿过家家式的爱情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只写了一个外在的毁灭，所谓爱的环境的阙失；而鲁迅笔下的子君呢，她的悲剧在于内在的毁灭，是爱的能力的阙如。是根本没有爱的能力啊。这就是鲁迅的伟大。鲁迅通过子君的失败证明，中国人不但没有爱，而且在追求爱的时候，也没有爱的能力。这就使得很多人的幻想落空了。过去以为是封建社会让我没有爱，也没有爱的对象的，我只要把这个封建社会粉碎了，翻身得解放，我就会爱了。结果发现，翻身得解放以后，还是不会爱。为什么呢？一个没有爱，无所爱，也没有爱的能力的民族是永远与爱绝缘的。他永远与爱绝缘。所以，鲁迅讲的是一个中国爱的陨落的故事。结论是：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爱。我们记得，《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还是认为有爱的啊，所以我跟大家强调过《红楼梦》是爱的寓言。而到了鲁迅呢，我只好说，是爱的悲剧。这真令人目瞪口呆。所以，我现在要说，《红楼梦》写到最后应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呢？只有两个字：觉醒。在中国，爱是一个神话。在中国根本就还没有爱。而鲁迅所写的，就正是——觉醒！

　　在讲了鲁迅的《伤逝》之后，我忍不住要发一点议论。我现在有一个斗胆的猜测。我觉得中国如果就将来再出现真正伟大的新的《红楼梦》，那它肯定是写婚后有爱的。它肯定是要让中国人看一看，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创造了什么样的爱的奇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首先要在生活里把这个奇迹创造出来，然后再有大作家把这个奇迹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娜拉出走以后就有救了，而我们现在的娜拉出走以后是没救的。她的没救就表现在：爱就像手指缝里的水银，每一天都在流失，结果发现手里什么都没捧着。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会互相埋怨，爱的悲剧就开始了。所以，婚后无爱，是鲁迅的一大发现，而婚后有爱则是中国人所期待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创造。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鲁迅的失败

　　从“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到变成了“黑暗的闸门”

　　前面我讲的是鲁迅的成功。

　　我过去说过，古老的中国有史以来在人与价值的维度上就存在着灵魂的缺席。灵魂视角、信仰维度的阙如使得人在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说得严重一点，人的问题在中国也还有待重新垂询。没有灵魂没有尊严没有声音没有愿望，绝不自我提问、自我怀疑、自我负责，身洁如玉，无辜如羊，就是我们在中国常常看到的场景。无非就永远是“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无非就永远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27]，至于理想的人性，在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过。鲁迅说，即使是自己，也只是具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由此，人性真是黑暗到了极点，丑陋到了极点。然而人们对此却毫无察觉，这就难免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虚伪。鲁迅形象地称之为：“忘却的救主”。“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因此，如果要从历史的罪恶深渊中站立起来，首先就必须反省自己的灵魂。鲁迅的贡献恰恰在这里。正是他，率先面对灵魂视角、信仰维度的阙如，率先走进内心的荒漠并找到真实的自己，而且因自由而无所畏惧，因无所畏惧而质疑自己的生活，从而揭示生命的非存在性或者说“活着，但不存在”的真相。这样一来，中国人陶醉至今的古老文明，终于被还原为人性的罪恶与堕落，“从来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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