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古至今有许多学者持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之说，但却无法令人坚信不疑，关键在于缺乏隋代直接的证据。不过，唐初实行科举制度是不乏证据的。王定保（870～940？）《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云：

　　始自武德辛巳岁（按四年，621）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一作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唐摭言》卷十五《杂记》云：

　　至[武德]五年（622）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试并通，敕放选与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赐绢五匹，充归粮，各勤所业。

　　王定保是唐末五代人，其出生之时距隋亡已经二百五十多年，所记载是否可靠？回答是肯定的。武德四年至五年首开科举一事，唐人多有记载。如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校书郎赵傪在《登科记序》中说：“武德五年，诏有司特以进士为选士之目，仍古道也。”[35]（2022，卷115《唐进士举》）僖宗光启二年（886）登进士第的苏鹗说：“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秀才试策，进士试诗赋，其后秀才合为进士一科。”[36]（卷上）唐宣宗时，右补阙裴庭裕说：“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后，上宣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37]（94，卷上）五代时，牛希济说：“国家武德初，令天下冬集贡士于京师，天子制策，考其功业辞艺，谓之进士，已废于行实矣。”[34]（卷846，薛登《贡士论》）根据《唐摭言》这两条史料和唐人有关记载可知，武德四年至五年的选官活动，第一，应举人既有生徒（“学士”），又有乡贡（“白丁”），可以自由报考；第二，设有明经、秀才、俊士、进士四科；第三，州县考试合格方能贡于朝廷，吏部考试合格才能赐第、授官。这就足以表明：进士科以及科举制度至迟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已经完全确立。

　　武德三年（620），“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

　　武德四年（621）春正月“辛巳，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稽胡。”

　　三月，“窦建德来援王世充，攻陷我管州。”

　　“五月己未，秦王大破窦建德之众于武牢，擒建德，河北悉平。丙寅，王世充举东都降，河南平。”

　　秋七月“甲戌，建德余党刘黑闼据漳南反。”

　　“八月，兖州总管徐圆朗举兵反，以应刘黑闼，僭称鲁王。”

　　“武德五年（622）春正月丙申，刘黑闼据洺州，僭称汉东王。”

　　“三月丁未，秦王破刘黑闼于洺水上，尽复所陷州县，黑闼亡奔突厥。蔚州总管、北平王高开道叛，寇易州。”

　　“六月，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

　　八月，“丙辰，突厥颉利寇雁门。己未，进寇朔州。”

　　“冬十月癸酉，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时山东州县多为黑闼所守，所在杀长吏以应之。行军总管、淮阳王道玄与黑闼战于下博，道玄败没。”

　　“十一月甲申，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

　　在戎马倥偬之时，唐王朝的首要任务是用战争手段统一全国，巩固政权，无暇在选官制度方面从根本上创立新制。故而可以推断，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一日敕中所反映的选官制度，应该只是沿袭隋制，并非唐朝新创。杜佑说：“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33]（353，卷15《选举典》3）尤其是唐初的科举考试科目和考试方法，更是如此。

　　至于科举制度在隋代创立的具体时间，又有多种说法。大体说来，又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始于隋文帝时，具体又细分为高明士的开皇七年（587）说[31]（12，第一章《隋代的贡举》），韩国磐的开皇十五年或十六年（595、596）说[5]（297）。另一派认为始于隋炀帝时，具体又细分为陈直和刘海峰的大业元年（605）说，朱熹的大业二年说，范文澜的大业三年说，以及大业年间（605～618）说。[1]（5）其中大多是以进士科的设立作为科举制度起始的标志的。进士科的设立在科举制度史上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与察举制度应该有不同之处。但其具体的设立年代和考试方法，都尚无直接而具体的隋唐时期的史料能够加以说明。高明士认为：“隋文帝开皇七年建置‘宾贡'科以后，到隋炀帝大业初，或即元年（605），将‘宾贡'改称为‘进士'科。”[31]（21，第一章《隋代的贡举》）他虽然引证了一些碑刻史料说明“宾贡”的存在，但对“宾贡”的具体涵义仍模糊不清。目前，我们还只能以王定保的《唐摭言》和赵傪的《登科记序》等史料推断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所以，说“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较为稳妥。

三、科举制度起源的历史背景

　　科举制度的创立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经济、官僚政治以及选官制度本身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魏晋以来，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门阀士族垄断了清要仕途，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士族维护其政治特权的工具。南北朝时，庶族地主勃兴，门阀士族在各种打击下日趋衰落。隋朝建立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地主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庶族地主的势力更为加强。庶族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为了维护和扩大其经济利益，迫切需要废除九品中正制，打破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代之以一种新的选官制度，以便通过较为公平的竞争，进入仕途，跻身统治者的行列。科举制度就是适应这一社会变动而产生的。在科举制度下，不论门第高低，名义上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较多地为广大庶族地主提供了通过公平竞争进入仕途的机会。因而，科举制度在隋代，随着庶族地主的壮大而产生；在唐代，随着庶族地主的发展而发展；在宋代，随着庶族地主完全取代门阀士族而趋于完备。

　　科举制度的创立也是中国古代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需要。第一，在察举制度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选拔官员的范围较小，人数也比较有限，因而王朝的统治基础比较薄弱，也难以选拔大批的真正的有用人才。在科举制度下，广大士人都可以怀牒自进，贡送朝廷的人数也大为增加了，这样就扩大了王朝统治的基础，同时也便于从中选拔治国安民的人才。第二，在察举制度下，州郡长官及朝廷的某些官员握有选官的大权，举主与被举荐者之间往往结成座主与门生、故吏的关系，不利于中央集权。九品中正制下，门阀士族握有选官大权，非但不利于中央集权，甚至往往与皇权分庭抗礼。而在科举制度下，州郡只是按照朝廷的统一规定，主持州郡考试，选拔合格者解送朝廷而已。这只是贡士，而不是举官，被举送者所获得的只是参加高一级考试的资格，而不是做官的资格或官职。所贡之士能否及第、授官，其大权完全在于朝廷，尤其是创立殿试制度之后，取士大权最后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样，科举出身的官员不再是举主的门生、故吏，而是“天子门生”了；不再是“恩归私室”，而是“恩由主上”了。[14]（《选举》三之二二）隋统一中国之后，正是为了扩大王朝的统治基础，加强中央集权，在废除九品中正制之后，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自隋唐至明清，之所以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也正是因为它适应了历代王朝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科举制度的创立又是察举制度长期发展的结果。科举制度与察举制度有许多共通之处。第一，二者都是按科举士，隋唐时科举中的某些科目如明经、秀才等，甚至就是直接从察举中转化而来的。第二，科举制度主要是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取舍，而察举制度从汉文帝时的贤良对策，到汉顺帝时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再到两晋、南北朝时的秀才、孝廉对策等，也都包含有考试的因素。官员选拔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贯彻“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这些原则要求不断扩大报考的自由和考试的作用。这些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从察举制度的母体中孕育出一种新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于是，南北朝后期已经出现了科举制度的萌芽。⑥如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制定的《策秀孝格》规定：“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38]（7666-7667，卷639《贡举部·条制一》）北齐武成帝河清初年（562），也出现了刘昼“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的情况。[39]（589，卷44《刘昼传》）到隋代，在初步具备了从察举制度转化到科举制度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九品中正制被废除，科举制度便应运而生了。不过，在唐代，虽然选拔官员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但举荐仍然起有一定作用；到宋仁宗时，则完全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度发展到相当完备与成熟的阶段。总之，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备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一千三百年之久。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制度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J]．历史研究，2000，(6)

[2]祖慧、龚延明．科举制度定义再商榷[J]．历史研究，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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