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针对近世中华的文化危机，新儒家的领袖之一唐君毅营构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在他的中西文化观中涵盖着寻觅中国文化出路的思想，提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等基本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根基，在这个前提下方可吸纳西方文化精神的实践理路，“纳方于圆”、“返本开新”。并以此为他的文化践履导向。然而他所要重创的中国文化的途径受制于“道统”、“政统”的文化精神，必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出路。
【关键词】 新儒家 唐君毅 中西文化观 中国文化精神 文化保守主义
被推为现代新儒学一代宗师的唐君毅（1909-1978年）是在本世纪中叶活跃在港台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港台及海外享有盛誉，被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超越的唯心论者”的现代新儒学巨擘。故这里试图从分梳唐氏对“人文精神”、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入手，进而展示和论析他的中西文化观，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疏解他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思想态度及民族文化重建、吸纳西方文化精神的实践理路的思想，旨在把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认同角度及其层次，以了解他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所采取的回应方式。
一
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这是新儒家和西化论者的共识。但是，唐君毅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则与西化论者所持的观点迥然不同。在他的著述中，对于“人文精神”问题、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点问题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建树。
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何在问题，唐君毅有其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有其内在与外在的两方面。所谓外在的就是“存在本身即——价值”[1]，亦即所谓中国文化因其长期存在，因而就有价值。而所谓的内在方面，则是指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体现为充分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2]，即普遍的人们以充满仁义之心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人生。这样的一种人文精神在唐君毅的视界里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这种对人文精神的看法是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看法。具体言之，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⒈“天人合一” 唐君毅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核心内容。在他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指出：“孔孟之精神，为一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之仁于人伦、人文之精神。由孔孟之精神为枢纽，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说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3]唐氏以为人的内在善性之根据是在于“天道”，即“德”，而此“天道”，又不是外在于人的异己之在，而是内在于人的人性之中。从而使天德之流行可以至于人心，人心之弘伸可上达于“天德”，以致使人心与天心之间可以交贯融通，合为一体。乃可见出唐君毅所要承接的哲学传统，主要就是由孔孟至宋明儒学的心性之学。此心性之学是以人的道德实践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形上学，亦不同于西方的认识论和心理学。钱穆说：“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4]进而突出了心性之学即儒家“内圣”之学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今人若能把握“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的心性之学，就是把握了中国哲学之特点和中国文化之神髓。
⒉内在超越的实践理性精神 若谓“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那么内在超越的实践理性则是这一精神内容的践履和超越方式，这一方式使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的上帝观念有所区别。在唐氏看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内在超越的实践理性精神，它既蕴含着宗教的感性超越的成分，又含有超越宗教的神人分离的外在性的因素。显然，这种精神是要以理性为指导，在道德实践中实现道德理想，这种精神既重视理想又不脱离现实，是一种“实践理性”精神。唐君毅认为这种精神的功用在于“见中和之情之致于万物，……孔子之精神为全面文化之精神，而又求直接实现之于全面社会之精神。其言其教，皆系属于其行事。”[5]从而使理性契入现实生活，以致学用一致，相继相入。
⒊道统意识 唐氏认为中国文化之性质乃是指其“一本性”。“在政治上有政统，故哲学中即有道统”。“一本性乃谓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是一个文化体系。此一本并不否认其多根。此比喻在古代中国，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区。但此并不妨碍，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秦继吉，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6]即所谓作为中国文化存在其一脉相承的统绪的文化道统意识，并不因政治上的分合而有所易变。坚持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立统绪，并作为政治的对立面，显示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自守的学术人格。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道统的存在，中国文化才有五千年的历史，唐氏断然认为：这一“存在本身即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未来的民主建设需要把道统从它和政统的纠缠中摆脱出来。当然他肯定道统之说，目的之一也是为实现“新统”寻找历史和理论的依据。
唐君毅将上述中国文化特征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正的方面，即中国文化的优点。然而，他并不否认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弱点。他指出中国文化精神之弱点，就在于忽视“文化的分殊发展、超越精神、个体性之自由之尊位、与理智的理性之客观化四者”[7]。
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缺点的认识，是建立在他对西方文化之优点的体认上的。关于西方文化精神，唐氏概括为四点：一是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肯定在人之上、人之外的超越的理想、超越的实在；二是理性客观的求知精神；三是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精神；四是学术文化分途的多端发展的精神。唐君毅还写道：“贯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文化之精神，是一种逐渐去追求，向往‘超越现实之普遍者’之拔孚流俗的精神”，还有“贯于西方近代文化者，是一种求扩张生命力量于时空之现实世界，并实现普遍者于时空中现实事物，以致造俗世，而不惜精神之物化之精神”。[8]实际上唐在这里揭示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四点内容体现着两个层面：即体现在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文化中的追求、向往超越现实的宗教精神和体现在近代文化中的探求自然之理、改造自然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的科学精神。前者是“在求超越现实，以上达于普遍者之认识，而成就纯理科学、哲学、文艺，与依理性、依人性、依人心深处之上帝与爱，而生活之人格”[9]，是向上“而求着实际存在，即成为——绝对精神实在之认取，此即西方中古精神”[10]。后者是“下达而求实际存在，即求知自然之理，并依之以改造自然世界，或制造出理想中之事物，以符人之情意上的各种特殊要求”[11]。这两种精神分别代表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宗教的传统和科学的传统。不难看出，唐君毅在着重宏观地考察了中西文化精神基础上，中心思想是要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并且又能以正确的思维方式，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及西方文化的优点。
通过对中西文化的疏释，唐氏更进一步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别。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的，而非自觉地求表现的”。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则是“自觉地求表现的，而未能真正成为自觉地求实现的。”在此，“自觉地求实现”和“自觉地求表现”被唐君毅看成是中西文化差别的集中表现。他认为，所谓“自觉地求实现”其内在含义是指“精神理想，完全自觉为内在，而自觉的依精神之主宰自然生命力，以实现之于现实生活各方面，以成文化，并转而直接以文化滋养吾人之精神生命、自然生命”[12]。这就是中国文化之精神。另一方面，“自觉地求表现”指的则是“精神先冒出一种超越的理想，以为精神之表现，再另表现一种企慕追求理想，求有所贡献于理想之精神活动，以将自己之自然生命力，耗竭于此精神理想前，以成就一精神之光荣，与客观人之世界之展开，而不直接以文化滋养吾人之精神生命、自然生命”。[13]这就是西方文化精神。这样，中西文化的两种形态则被唐氏分别看作是理想精神的主观进路和客观进路。所谓理想精神，就是超越的本心。因而主观进路和客观进路，即是本心的两种“势用”。中西文化都是根植于人超越的本心。通过比照，唐氏认为中国文化之缺乏就在于未能由主观进路中开出客观进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之缺少，实因未能由主观进路中开出客观进路所致，即中国文化作为内在的主观进路尚未能充分地在客观层面上表现自己。这里可以见出，唐君毅一方面用抽象的方法即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从另一方面深刻展露了唐氏试图倡导让中国文化精神去融摄西方文化精华的一种思想意向。
二
既然新儒家们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因而关键的问题是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即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基于对中、西文化的体认，唐君毅阐明了他关于如何重建我们民族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的实践理路的思想观点。
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反省，唐君毅无所讳言地指出了中国文化的缺失。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缺失在于仅只弘扬了内在的主观进路，而未能充分地在客观层面上加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缺乏实即由此而致。他以为重构民族文化就是要纳入西方文化的客观化进路，“保持客观超越理性之精神”。如果说在中国是否需要引进科学与民主这一西方文化的精神的问题上，作为文化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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